劏更多房以解決劏房問題

(文章已於2016年7月27日 信報刊登）

工廈迷你倉與劏房火災，令全城關注工廈劏房問題。這個問題我去年已經討論過，那些議員和民間組織代表，總是說什麼「中間落墨」，說不出所以然來。我當時說應該改善設施繼續讓人住，大家不敢反對，因為弱勢市民無家可歸，但也不敢贊成，因為違法，只着政府多建公屋。政府現在才說打擊，公屋聯會主席王坤現在才說改善工廈設施，把工廠大廈改建成住宅，是後知後覺。

打擊劏房 剝奪選擇

工廈劏房違法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工廈的地比住宅便宜，業主便宜買回來，地積比高，轉用途要通過程序補價或證明符合公眾利益，否則容許工廈做住宅間接令政府收入減少，也令業主以較低價與住宅盤競爭，在產權上不公平。第二是安全原因。工廈本身並不設計做住宅，通風防火去水採光等不合住宅規格，有起事上來十分危險，所以違法。

撇除產權問題，單就安全看，政府的法律應該保障市民安全，但中間有取捨，不能貿然剝奪人的自由。有很多行為很危險，也造成社會損失，但沒有受禁止，例如吸煙飲酒和parkour（在高低不平的地方甚至高樓間跳來跳去）。人衡量過風險，還是選擇去做，有問題自己承擔，就是他的自由意志，從自由行動中，人獲得快樂。

有些行為政府要禁止，是因為有些行為明顯壞處多過好處，但總有人會不理性地或受誘導去做，所以不如禁止算了，例如吸毒。有些就是因為即使當事人不介意受害，但害到其他人，還要動用公共資源去補救，於社會整體來說有害，所以犯法，例如亂過馬路、衝燈和酒後駕駛。

我在2015年8月29日《明報》的文章〈住劏房是選擇〉中寫過，就算是住劏房都是人的選擇。工廈劏房比住宅劏房廉租，而且就近市區，方便返工，比住在偏遠地區或瞓街好。住劏房的人，當然知比較危險。假設住正常住宅遭燒死的機會是一億分之一，住劏房是一千萬分之一，我們知道這個概率，但都寧願住市區劏房，甚至工廈劏房，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可以承受這個較大的風險，以換取每月較低廉的租金。這種說法，左翼會很不舒服，但房屋供應不夠，人命低賤，是政府造成的。

假若居民不知道各種住宅的危險概率而入住，就是資訊不完全，因為他們知道了，就不肯付這個租金，租金要更低才有人租，低到一個地步無利可圖， 工廈劏房就不會運作。但如果已經知道還是要租呢，就是理性選擇。看過一個天台屋，經紀講明如果政府出信告僭建就要即時搬走，這是已知風險；至於劏房，簽約時會講明若政府打就要即搬，但經紀會補一句：「政府點會打吖！」現在某些團體要求政府不要嚴打劏房，趕人出街，就是在既有選擇，知道危險後也要住工廈劏房。

開放的士市場惠及全民

(文章已於2016年6月21日 信報刊登） 近日的士業界頗多新聞，一是優質的士，二是的士申請加價。 首先討論的士加價如何影響司機收入。

退休保障公營還是私營

(文章已於2016年2月13日 信報刊登）

人生流流長，有人長命有人短命，社會需要退保以保障長命者晚年生活，但就本地的討論而言暫時仍無人可以圓滿解釋為甚麼一定要公營。

在理論層面，經常被引用以反對私營退保（或其他社會服務）的一個龐統原因是窮人付不起錢。但窮人付不起不等於不可以私人經營，政府只須補貼窮人在私人市場裡購買服務就可以了，例如為窮人買保單。有些社會服務如醫療因市場不完善，公營比私營理想，但公營的原因並不是「窮人付不起」。

在本地層面，有人會以強積金的失敗試圖證明私營退保的失敗。強積金衰可以是香港做得衰，實行時監管不力，制度有漏洞，但不足以證明私營就是衰。

下文將解釋退保公私營抉擇要考慮的因素。

退保制度須公平 可持續與有效率

(文章已於2015年12月29日 信報刊登) 很多人以為我反對全民退保，其實一直以來我極力反對的是全民退保聯席和66學者力推的三方供款方案。我支持全民在老年後有退休保障，可以安享晚年，我更加認為這是先進社會的應有福利，問題從來都是如何實行。這可以從融資和分配上着手。 融資上，我反對要現時的勞動人口供款，包括從強積金中轉移，原因已在早前的文章敍述，主要是在這個時期，人口急速老化，單靠人丁單薄的下一代要養一大班退休並且愈來愈長命的老人，制度不能維持；而且在上一代沒有供過款的情況下，要下一代為他們供款並不公平。林煥光印證了這個說法：「20多年前已就全民退休保障接觸勞工界，大部分僱員都抗拒在強積金以外再供款。」 支持用儲備做退保 如今20年過去，即將退休的一代在三四十歲時沒有供款，便沒資格要年輕一代供了；正確的做法是以退休一代人的所儲存的資產支付他們的退休保障。很多人已經察覺，所謂上一代的貢獻，正正就在港府豐厚的財政儲備裏。

「補貼置業計劃」是雙重優惠?

(文章已於2015年11月13日 信報刊登)  王于漸教授提出全新的「補貼置業計劃」（下稱「計劃」）引起公眾討論。身為報告撰寫人之一，我與王教授和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團隊已就計劃討論多次，當中包括一些公眾提出的疑問。在此想講清楚其中一個公眾關心的問題——公屋住戶已經有政府資助，為什麼要給他們雙重優惠呢？

「袋住先」的魔鬼博弈

(文章已於2015年5月23日 信報刊登) 特區問責班子落區宣傳政改，政經人士各出口術，又聯署又簽名，出盡法寶叫大家「袋住先」。本文將分析一下這些「袋住先」的邏輯合理與否。 政改是一個序列博弈（sequential game）， 先由港人選擇是否「袋住先」，然後由中央選擇是否改良方案。 港人若選擇「袋住先」將有兩個可能：甲、向前邁進，之後由中央主導循序漸進改良政制；乙、中央不改進選舉制度，「袋住先」變「袋一世」。港人「否決政改」也有兩個可能：丙、下次政改會有令人滿意的政制改進；丁、下次的政改方案跟現時方案分別不大。不同結果的出現機會，取決於中央的決定。

智庫與香港政策研究的困局

(文章已於2015年5月9日 信報刊登)

身兼華人置業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及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劉鳴煒日前出席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講座，分享他對本地智庫和政策研究的看法；他點出香港智庫的發展問題：沒有政策研究的傳統、與政府互動不足、沒有人才、沒有資源，很多智庫掛羊頭賣狗肉，不是認真做政策研究。

筆者在英國讀政策研究，深明理想中的智庫應該循證為本，方法嚴謹，有學術基礎，研究員受過良好訓練，能夠提供適合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但劉指出香港很多所謂「智庫」都不是這一種，他稱之為「中國式智庫」。

「中國式智庫」是相對於英美模式的智庫而言，「中國式智庫」又分幾種：第一種好日都出不到一份研究，不停以當下火熱時事搞論壇講座，以有威望的政經人物、學者去吸引目光，然後影相、散場，有下一單又重新做一次，沒有持續而長期地認真做研究；第二種寫明智庫成立的目的是培養政治人才，做研究相對次要；第三種是一堆政治人物以智庫為名，成立組織，到處拉攏，實則離政治組織不遠。

不過，即使有人有心做好智庫，也須面對各樣難題。

難題一：人才不足

做智庫要麼請全職員工，要麼外判研究予教授專家做。請全職研究人員，好的經濟學、法律人才給銀行、公營機構挖走，香港沒有政策研究的事業階梯亦令情況雪上加霜；而且，每個人通常只有一方面是專家，很多議題仍需外頭的專家合作，這種內部（in house）生產模式，容易變成閉門造車。

連志暉、阮穎嫻：九成提名 政改新路

(文章已於2015年3月5日 信報刊登)

(阮穎嫻並非九成提名方案的始作俑者，九成提名方案的倡議者為連志暉，阮穎嫻主要是提出質疑及將論點寫成文章）

第二輪政改諮詢本周六（3 月7 日）結束，社會聚焦的方案大致有改革提委會，八分一提名門檻，以及白票守尾門。現在的困境是找不到一個符合八三一框架，又令各陣營都覺得有好處而且能接受的方案。

網上曾有人撰文以逆向思維打出「九成提名」這張奇牌，由於太奇，所以很少人認真討論；但認真思考，又確實有其獨到之處，提議者實在用心良苦。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帶出方案的正反討論。

符合八三一 體現公民否決權

驟耳聽，九成提名要求比五成還高，換言之，要出閘必須從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中，取得最少1080個提委提名，泛民要出閘更加無可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若超過120個提委反對某參選人，則該參選人不能出閘。翻查2012年選委會投票結果，梁振英、唐英年共取得總票數的81%，何俊仁有1200票中的188個選委提名，即選委會中約有15%泛民支持者。如果2016年提委會的組成按照現時選委會的組成，那麼提委會內仍有約15%的提委可被視為泛民陣營。

參選人要在提委會出閘，除了要獲得建制陣營及工商界提委支持，還須得到最少三分一泛民提委的同意 (5%)；換言之，泛民擁有出閘否決權。掌握實質否決權的180名泛民提委，分佈在法律界、教育界、高等教育界、社會福利界、資訊科技界、衛生服務界、會計界等非政界組別，當中不少可被視為溫和民主派。

由於只須得到5%的泛民提委同意，激進泛民是無法倒局的。這樣既可保障泛民的參與權，亦令參選人必須主動爭取溫和泛民的支持。換轉是五成提名，泛民既推不到參選者，又不能否決，保皇黨可以直接繞過泛民，因此在五成提名下泛民的參與反不及九成提名。

買票合法化？— 多數決以外的投票機制

(文章已於2015年2月3日 信報刊登)

近日社會對於是否使用郊野公園來起屋有很大爭議。其實，很多問題包括發展新界東北、保留農地等，都是囿於一部分人得益導致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損而推行時困難重重，強烈支持及反對者少，大多數中間派又沉默，整個機制根本不能有效結集社會意向。

有人提議公投明意向，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Weyl及 Posner提出了一個聲稱比一人一票更好的嶄新制度：二次方買票(quadratic vote buying, 簡稱QVB)。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只限於這種二元議題，即支持或否決，這個方法並不適用於多於兩個選項的投票(如在哪一區興建堆填區)，或者普通民選議員投票。

二次方買票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可以用錢買，並且不設上限，例如投一票要$1，投兩票要2X2=$4，投三票要3X3=$9，如此類推，投票越多，每多一票成本越大。如果只是投一票，第一票是$1；投兩票，第二票需要$3，投三票，第三票比第二票又要再多$5。為甚麼是「二次方」呢？從經濟學角度看，用二次方計算投票成本，投票者選擇的票數等於這個議題對她的邊際得益，這個計法是用數學理論加上多次模擬實驗驗證得來的。投完票後，投票的錢會平分給市民。

投票數	總成本($)	最後一票的邊際成本($)
1	1	1
2	4	3
3	9	5
4	16	7
5	25	9

賣學位也要有良心

(文章已於2014年11月28日 信報刊登)

近日高等教育界發生了兩件事，第一是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靜坐抗議學費加幅大；第二是有消息指城大計劃出售專上學院，很多人因而跑出來疾呼「教育不是商品」。

教育商品化已非一朝一夕的事。香港院校十多二十年來越趨企業化。自二零零三年政府削減高等教育撥款，學系必須以盈餘為營運目標，收入包括於本部或透過社區學院開辦大量自資副學士、學士、碩士課程來賺錢。

先勿論商品化是否恰當，即使視大學與企業無異，其「商業運作」亦衍生大量問題。

學位認可成疑  課程質素參差

首先是學位的認可。有些課程標榜讀畢可獲專業資格，學費動輒十萬八萬一年，讀完幾年就是幾十萬，那些課程宣傳時大張旗鼓，課程卻未獲認證。例如以往有一些社工副學士及護理副學士必須在開辦後才能申請專業協會的認證，到第一屆學生畢業才知道學位不獲承認，貨不對版，名不符實，畢業生欲哭無淚。

考不上大學是誰的錯？

(文章已於2014年7月20日信報刊登，原題為《大學學額那麼少》)

文憑試考完了，莘莘學子有人歡喜有人愁。香港的資助大學學額長年維持在18%以下，自1994年起都沒有真正增加過，每年都有一大批符合升大學最低資格但無學位的畢業生叫苦連天。經過台灣太陽花學運，學民學聯方案大勝，陳方安生靠邊站，我就明白了，原來政府怕學生，怕得不讓你們上大學，寧願大把錢存進甚麼基金，也不讓你們讀書。

考試出貓是常識？

(文章已於2014年2月21日信報刊登)

本人教過三家大學，見盡光怪陸離之事，當中駭人聽聞的為數不少，現作分享，看看是不是本人老套了。事先聲明，以下例子，有些親身經歷，有些是同事間道聽塗說，來源遍布全港大學，所以不一定發生在本人曾任教的院校裡，讀者不必揣測。

作弊招式有如逃學威龍

考試是學生必經階段，期末試一般由大學安排，座椅分隔，氣氛嚴肅，奇怪的出貓情況較少。期中考稱作測驗，考生比較鬆懈，乜都做得出。最過分的，是把載有筆記的透明文件套放在桌上，旁邊是試卷，直接抄寫。我發現時已開考了一段時間，不能推說「未收好」，如此明目張膽，學生是當監考員傻的嗎？又有學生把筆記打開，整齊地舖在地上，我著她把筆記收進袋中。從前我考試，會怕別人誤會我作弊而把所有東西收起，現在的學生是想佔便宜到甚麼程度？然後，我又發現了「掌心雷」：將筆記寫在手掌大的紙上。請告訴我，這些真是大學生嗎？我在看周星馳的《逃學威龍》嗎？

《逃學威龍》出貓片段

通識教育：連點成線

(文章已於2013年10月11日《信報》教育版刊登，以下為修改版本)

近日聽到有大學生「呻」，明明主修化學，又要將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全讀一遍，更不知為何要讀通識科目。都十八歲了，還要讀不感興趣的歷史科，連累GPA被拉低。

本地院校一直以來都要求學生修讀一定學分的非主修科目，只是學分要求不多。334後，各院校重組通識課程，開設新科目，並加大學分要求，由以往大約10%加到大約四分之一，主修及選修依然佔最少一半到四分三。由於變成四年制，所以實際主修的學分並沒有減少。

本地大學通常要求任何學系的學生，必修中英體育，並須從人文、科學、社科、全球議題等各修讀一定學分。通識教育並不是要學生「通通都識」，通識教育的重點，在於(1)融匯知識(2)訓練能廣泛應用的技能(3)培養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