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少人買 不代表失敗

首批公共年金計劃的總認購額為49.4億元，佔發行量100億元不夠一半。有指市場反應冷淡。原因為何？

首先，始終香港人家庭觀念重，近年「養兒防老」的觀念雖漸減退，但很多長者依然依賴子女照顧。有調查詢問長者主要收入來源，有62.3%表示來自兒子或女兒及其配偶（註）。這個研究為多年前所做，近年退休的部分長者因為資產增值，較富理財經驗，可能可以減少依賴下一代。但看來依賴家庭轉移這個趨勢，仍會持續。

公共年金反應冷淡？

〈年金說〉（2018年7月10日《明報》）一文解釋過子女可以代替正規金融工具處理長壽風險。若養老現金流有子女包底，是以子女對冲長壽風險，就不怕太長命，這些長者沒有意欲買年金。

華人着重跨代轉移，有留下遺產為下一代打算的觀念。年金會燒掉本金，所以並不適合有這個想法的長者。

第二，年金這個產品設計並不符合很多人預期。年金是以放棄流動資金的彈性，換取長壽保障。若怕年老時有突發事件需要大筆金錢，譬如大病，中途贖回年金會罰錢，只能拿回七成。年金派發無跟上通脹，及加息周期將近，令產品吸引力相對降低。

第三，很多人低估了自己的壽命。香港男性平均壽命為81歲，男性在65歲購買100萬元公共年金，若不計算折現率，79歲回本，比平均壽命短兩年。但根據2016年人口生命表，65歲的男性預計平均可活到85歲，而不是81歲，那是因為這些人活到65歲時，已經有同年出生的一部分人過身，拉低了全港平均數。不計已過身的人，他們的平均壽命較81歲高，這點在〈公共年金呃長者錢？〉（2018年7月24日《明報》）已解釋過，所以比平均壽命短命6年的人也能回本。其實，85歲也可以是一個低估，因為這是根據2016年香港人口的估算數字，若加上未來醫學進步的假設，及人類健康生活愈來愈長壽的趨勢，可能實際又會更長壽。當然，未來的事無人知。

第四，大眾對年金產品有一些誤解。很多人不理解年金是低風險工具，回報不能與股票相提並論。買股票基金等投資，如果早於預期過身，會留下金錢，未能在有生之年享受金錢帶來的效用。如果遲遲都未過身，本金「搣搣下」，去到後期就會不夠錢花，影響生活質素。另外，買股票有風險。股票市場有波幅上落，業績不好，公司可以減少派息；萬一遇上金融風暴，股價隨時跌一半。所以比較股票和年金的平均回報，亦要比較風險。

公共年金目標群組不大

年金的目標群組不大，少人買是意料中事，但這不代表年金是失敗。草根階層資金太少，用不着年金；較富裕的長者，不怕不夠錢用。所以年金目標群組可能是有100多萬到幾百萬現金，而且無兒無女的長者。因為年金越遲買，回本機會越細，所以65-69歲這群組買年金的人最多。撇除這個群組入面有能力管理投資的人，剩下人數不多，所以年金少人買。

年金最適合的可能是一直無很多投資經驗，或知道自己投資不濟，不能承受風險，在退休時得到一筆退休金的長者。隨着退休後取回強積金的人愈來愈多，年金可與強積金銜接。

有人提出下期年金應調整金額，使其更抵買。本來年金公司計算年金派發上，在扣除行政費後，已經不打算賺錢，大概是做到收支平衡。要使其更抵買，即是要政府補貼，這就變成福利政策。使公共年金變得更吸引，亦使私營年金失去吸引力，不能與之競爭，阻礙市場運作。有人說公共年金是「益業界」，這是一體兩面：一方面公共年金幫助推廣年金知識，令更多人關注市場的產品；另一方面可能會吸去本來買私營年金或其他儲蓄產品、保險等的資金。

另一個提議是要年金跟上通脹。問題是通脹是系統性風險，跟戰爭天災等一樣，年金公司無辦法對冲。要跟上通脹，即是要納稅人包底吞食部分風險，及以降低每月派發金額來不完全地補償部分承受的風險。這樣使年金更無吸引力。

左翼誤解了年金

姚松炎說政府能操控通脹，所以無理由不為通脹包底。這說法有點匪夷所思。通脹是指商品價格上升。香港是自由市場，大部分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極少由政府直接操控。就算現代貨幣理論指出央行可透過利率升降，引導中長期的通脹，但政府並沒有操控短期價格的靈丹妙藥。更何况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利率大致跟美國走，可動用的貨幣政策空間實在非常有限。

左翼說搞年金是為了逃避「全民退保」的責任。過去香港低稅率，只有強積金強制供款，變相香港人自己積穀養老比較多。幫助他們更好地使用資產是政府的方向，年金是其中一種工具。很多國家有公營養老金，同時有公共或私營年金，所以兩者不是替代關係。有沒有全民退保，公共年金還是可以做的。

一個可以自願參加的年金，是信任每個市民可以衡量自己的需要適當決定。搞一個需要供款的全民退保，是認為市民不能妥善運用資產，所以寧願賠上公共政策及財富再分配的低效率，迫使所有人供款。新加坡除了要國民供20%公積金，還強制公積金供滿期後必須買公共年金，國民只可選擇買多還是買少，不可不買，也是沒有給人選擇。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的公共年金最後會演變為強迫購買。對於能力較低或無時間處理這些事的人，有選擇未必是好事。但理論上如資訊流通，將選擇留給擁有資產的人，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註：Chou, K. L., Chi, I., & Chow, N. W.（2004）. "Sources of income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Hong Kong Chines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train." Aging & Mental Health, 8（3）, 212-221.

（本文載於 2018年8月21日 《明報》）

諮詢的意義

土地大辯論進入白熱化階段。近日有行政會議成員出來批評諮詢過程，本來民間團體與政府的對立，演變成建制內部自我撕裂。對於讀公共行政的人來說，怎樣做諮詢是個有趣的議題：首先，這次是「真諮詢」還是「假諮詢」？第二，諮詢方向及議題是否正確？第三，諮詢能否凝聚共識？

真諮詢與假諮詢

我早在今年5月28日now電視台的《時事全方位》便說，今次諮詢是否能真正反映民意，已不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可以控制的事。就當他們真心希望收集意見、反映民意，政策是否反映民意，得看執行的一方，即政府本身。

諮詢做法可以有三：一是「真諮詢」，市民說什麼，如實反映；二是「假諮詢」，市民說什麼都好，政府意志凌駕人民，說政府的意見就是市民意見，很多民粹政府都是這個套路；三是「不諮詢」，好處是快、果斷，立刻實行。

諮詢不等同民主，不少獨裁政體也有諮詢，有所謂「諮詢式獨裁」。諮詢是一個方式，大家把題目攤出來，在不用利益條件交換、威脅和權力壓迫下嘗試說服其他人某個做法是好的；但是否獨裁，得看最後決策者的做法。民主不一定有諮詢：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不經討論和申述過程的民主可以是完全沒有諮詢的。

我不清楚「假諮詢」和「不諮詢」哪樣較差。「假諮詢」讓民間聲音百花齊放，令大家得到討論空間。萬一不能對結果造成任何影響，也能反映政府的不足，提醒政府修正。「真諮詢」不一定比「不諮詢」好，這要看議題種類，事實上大部分政府決策都不會諮詢。在代議民主政體，四年一度選舉後，很多決定交由執政者處理，選民不服下屆報仇，所以也不會事事諮詢，這樣效率很低。

特首親毁諮詢

香港是獨裁政體，本來就不對「真諮詢」寄予厚望。可是，當大小團體仍繼續舉辦論壇、土供組仍在擺街站，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先發制人，率先說支持填海。

首先，林太是公務員出身，最叻走程序。雖然大家都知道事情是不會有共識了，但諮詢期9月底才完結，資料分析整合需時，黃遠輝說12月出報告仍太趕急。林太不待程序走完，就話要填海，土供組一干人等，何等尷尬。

第二，填海是長遠發展計劃，要等三五七年，實在不差那三數個月去落實。

第三，諮詢文件裏的填海計劃，除了馬料水外大部分與住屋無關，是創科、基建、數據庫等用地，雙方並無配合。

即便這已經赤裸裸地成了「假諮詢」，我不會說這個諮詢完全無用，最少民間團體好像樂此不疲；市民通過土供組的努力，也好像明白了多一點，可以參與其中。諮詢的過程比結果更有意義。

諮詢公眾什麼

去到應該諮詢哪個議題，行會成員及行內人大發牢騷，他們說黃遠輝領導無方、辦事不力。本來諮詢方向應是：大家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人才匯聚，走新加坡路線？那便要更多住宅及商業地。工業回流？那便要更多工業地。要有更多休閒設施讓市民透透氣？那就要更多休憩及康樂用地。大眾願景各不同，有人要保留世界一級的郊野公園，這樣在開發土地上會受限；有些人認為經濟發展慢一點不要緊，甚至想閉關鎖港，不介意拿着低微工資悠悠慢活，這是另一種想法。知道了需求，才知道需要幾多土地。現在最少1200公頃土地都是根據需求假設推算，沒有問過市民這些假設對不對。問了市民，可能需要的不是1200公頃，而是1500甚至2000公頃了。

批評者又說：黃遠輝不諮詢大方向，而是諮詢用哪個選項、用哪一塊地發展，觸動了不少利益團體的神經，撥動了地區主義。大家都不願家園旁邊的地被用來建樓，於是紛紛劍指與自己無關的土地。商界就非常不滿討論使高球場受攻擊，變成仇富標誌，陳百祥也要被迫承認可以犧牲一部分發展。強調住屋「貴、細、擠」，令眾人都在搵箭靶，而不是攜手創造美好香港，共識自然更難形成。他們認為如果諮詢的方向做得好，就不會弄致這個田地。

但我想幫黃遠輝辯護一下。根據《香港2030＋》時間線，研究土地需求是早在2015年時由專家小組做的，在2018年公布結果，所以2018年的諮詢無理由再回去專家已有答案的題目。所以要歸咎的話，就要早早問，政府何以決定哪部分需要公眾參與、哪部分諮詢專家。

諮詢結果不代表我

除了諮詢方向，諮詢方法也備受批評。有小組成員私底下跟我說，用「點心紙」的方法這樣落區做諮詢，「個腦未生埋」，笑得我揑着肚皮飲水也從口中噴出來。可怕是這個他們反對的方法，明明是這些人自己開會傾出來，然後他們仍在落區，跟市民說着違心的說話。

方法學上，這樣的諮詢使持極端意見的人被動員去參與，中間意見不那麼大的市民參與較少、比重較低，出來的結果也許會偏頗。事實上將眾人的意見疊加有很多方法，不同方法就會得出不同結果，在意見各走極端時諮詢市民的喜好實在意義不大。而且100個人就有101種意見，企圖將不同意見黏合成為「公共意志」，結果是「公共意志」不代表任何人，只有綑綁，沒有共識。

行內人都需要花氣力去了解的經濟、工程、規劃等資訊，竟然妄想市民看了幾塊壁報板就會有明智的答案，又或者一廂情願認為那80頁諮詢文件會有市民花時間看。土供組成員劉振江在電視節目也承認，委員開了10多次會、用了很多個月，才把東西搞明白，一般去街市買菜的市民又會短時間內搞得通嗎？

他們蒐集資料的方法為人詬病，例如反對增加土地供應者，如填不夠1200公頃，意見就會抽起不計，另外處理。雖然我不認同反對者的看法，但龍門擺得出來就要讓人射。小組雖說自己無前設，但有成員利用自己工作的組織和媒體不斷宣揚政府的看法。官員不能說政府無立場但發表個人意見，土供組的人如果要避嫌，其實也不應用自己的機構去幫政府推銷，而是做好推廣諮詢活動、發布信息，及整合意見的角色。

（本文載於 2018年8月7日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