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 治安最好

剛坐飛機環繞兩次地球回來，參與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訪問大學，順便旅遊。其中一個到訪的地方，是烏克蘭。

甫入境，便面對拉晒鐵閘的入境櫃枱，機場詢問處的職員被困在狹窄的玻璃盒子裏，差點以為她是被封印在裏頭、只得頭部的精靈。首都機場有點破敗，城市處處是前蘇聯特色。街道有破洞，晚上有街燈但不打開，到處漆黑一片。

香港沒有發烏克蘭的旅遊警示，但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發出橙色警示，呼籲台灣人「避免非必要旅行」。烏克蘭跟俄羅斯打仗，東面已有大片領土被俄羅斯完全控制，很多國家的領事館已宣布在那些地區不提供服務。

烏克蘭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只有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全歐洲最窮。打仗影響經濟，導致治安更壞（雖然西歐治安也差）。

「黑警」到處有 文明制度須長時間建立

沒在九七死去，也沒活過今朝

《香港製造》上映時我得幾歲，連戲院都未入過。中國收番香港20年，戲院再上，人大了看，別有滋味。20年的轉變那麼大，電影展露的議題仍息息相關。經歷時代沖刷，這套當年差點不能上映的電影，歷久常新，散發光芒。

在後生的時候死去，可以永遠後生

《香港製造》表面主題固然是「青春之痛」。開場時，女學生已飄著綠白格仔的校裙，一躍而下，一地是血。我們這個時代，比97更熟悉甚麼是學生自殺。青春的迷惘和痛苦是任何年代都有之事，男主角中秋後來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殺了，但好像只有我們這個年代特別擔心他們。他自殺之前，走去天臺，說終於明白，是甚麼可以迫到人走投無路；卻又踱回來，死到臨頭難有勇氣。自願死亡很困難，卻又那麼多人去死。

從來都無「真相政治」何來「後真相政治」？

(本文已於2016年12月24日 明報刊登）

近期興講「後真相政治」（post-factualpolitics， 或曰post-truth politics，但「truth」這個字太沉重， 還是用「factual」算了），大概的定義是大家只看立場，易受情緒煽動，先有立場後有意見，拒絕求真。該詞在英國脫歐及美國大選裏用得最多，反映大眾愈來愈民粹。

連曾鈺成都講「後真相政治」，但我不同意，因為「後真相」的意思是我們曾經有真相，但遠去日久；相反，我認為現在公民社會充權，科技拉近發言權力，我們更接近真相。

以前資訊傳遞由政府及大眾媒體主宰，縱使媒體有不同陣營，但所接觸的資訊都是經編輯的、刪改的、綜合的、粉飾的、導向的，這個問題透過「比報」（註）也不能解決。當權力只集中在某幾個媒體大佬身上，記者又因為受着特定流派教導而傾向某種立場和手法，政府壟斷專業知識及資訊的流通，實在不見得市民接近「真相」。

笑甚麼，日本人也贏在子宮裡！

近來大家對「贏在子宮裡」及「贏在射精前」的討論反應熱烈，其實這些想盡辦法令BB更有競爭力的計算已不是新鮮事。在美國，有些媽媽會讓孩子遲一年入學，讓孩子比同班同學大一歲，因為所謂年紀較大孩子表現較好之研究一早甚囂塵上，但為了可以自由射精，乾脆遲一年入學。

有學者用日本1974-2010的出生日期數據做量化研究。日本嚴格要求適齡孩子必須入讀小學的規定，只有 0.03%的學生走得甩，所以非常適合用來做「贏在子宮裡」的研究。

日本的開學日期為四月一日，研究發現，四月一日出生的孩子特別少，因為四月一日出生的孩子會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學生；四月二日出生的孩子特別多，因為四月二日出生的孩子會是班上年紀最大的學生。

來源：Shigeoka (2015)

「珍惜生命」害死人

每每有人自殺自殘，就會有人出來拋下幾隻字，叫人「珍惜生命」、「加油」等等。對於需要幫助的人，這些說話難聽過粗口，意義比政黨的口號更薄弱，重衰過facebook上充斥的 HBD[1]。見到那些正能量L[2]簡直想一搥打落去。

「珍惜生命」已成不能質疑的既定答案

之前寫的文章《自殺，因為生存不是唯一價值》，以人生淨值的成本計算去理解為甚麼自殺，並提出減少自殺誘因的方法。在這個模型裡，假設已經不是「人一定要生存」，生存只是衡量餘下人生得著的結果，很多曾經想自殺的讀者表示認同，認為文中的想法十分反映他們當時的思考。這些想法，莫講話在教育局裡臨時臨急開會商議對策的官永遠不會明，開藥給情緒病患者的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輔導員、社工，也不一定明白。

這當然被衛道之士口誅筆伐，因為在他們的本子裡，「珍惜生命」已是既定假設，不容挑戰，因此有人自殺，他們就會回答「珍惜生命」，這是model answer，唔好問點解，不是因為根本無得解，而是他們唔識解。

有人認為只要質疑這個假設就是鼓吹自殺。原來，反對草草說句充滿正能量的口號，反對「珍惜生命」是既定答案，嚴肅考慮生存的價值，就等同鼓吹自殺。

長者iBond 踏出保障退休第一步

財政預算案再度推出iBond，今次搞搞新意思，推出銀髮債券（長者iBond），特別為長者提供對沖通脹風險的投資機會。有議員批評這項措施不能幫助基層，政府逃避退保責任云云。其實長者iBond與公營退保並非互相排斥，政府只是嘗試提供市場沒有的服務，解決市場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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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害怕uber?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6日 明報刊登)

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軚，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 ”ludditi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 “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莉沙伯一世，但伊莉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莉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回望港大山路崎嶇

西港島線終於通車，這是我第二年在港大工作，想起在９７０巴士上耗費的光陰，實在令人興奮。有人投訴新站如何不方便，所謂的投訴比起搭過海巴士的痛苦實在雞毛蒜皮。

970 的煎熬終離我而去

平時搭９７０，正常１０分鐘一班車，時運低時要等２０分鐘，還要因為已經客滿飛站。就算上到車，又有另一難題：塞車。最壞的情況是巴士要用20分鐘由油麻地地鐵站走到佐敦道——佔領已經完結了所以不關佔領事。巴士十步一停九步一叩，原本返工的興奮心情早已灰飛煙滅。從西隧出口上到對面的高樂花園，如果塞車又要10分鐘。因此，搭970必須預早很多出門。

西環塞車情況

倒轉搭，由港大搭去九龍更慘，放工時間在聖保羅出面等車，三車客滿，所以我寧願花10分鐘走到寶翠園出面搭，車比較多（970+970X）也通常有位坐。970從港大落山那段最難受，尤其是我這種會暈車浪的人，當車無位要企，背脊頂patpat，路途顛簸，人的重心揈來揈去，裡面又焗又翳，車一過海就算未到下車點也恨不得立刻跳車。柯士甸個位又衰，試過六七點的時候要塞20分鐘。

總之，有地鐵就好了。

不過地鐵沒有想像中省時，大概每程可慳15-20分鐘，時間有保證，不用提早很多出門口，但擠迫多人翳焗無位坐。金雞紅van論舒適超越地鐵，速度也不相伯仲，還是有可取之處。

「太陽能電筒」增值機—大伏

大家都嘲笑新的全方位乜都可以增值機跟「太陽能電筒」一樣，我只覺得用來增值八達通，好伏。

打工仔硬食好正常

年尾是大家出bonus的時候，但不是所有打工仔都那麼幸運。

亞視瀕臨執笠，員工無糧出仍堅持工作，有人讚有專業精神 ，是鐵達尼號船長，要跟著廢鐵一起沉。另一邊廂，有人呼籲他們辭職罷工，趕快執了個根本無人睇的台，又話員工奴性重，才導致資本家不斷剝削，換著是鬼佬，早就去放假了。

員工無錢繼續返工，除了用高尚情操解釋外，還有翻啅的問題。情況就如酒樓執笠轉名，拖欠人工不出糧，公司轉了，老闆一樣，只是以前欠落的帳不用付，糧不用出，你鍾意就留，反抗的就放入黑名單永不錄用。市況好時員工容易找工作，但經濟不好，被人write off幾個月糧只能硬食， so called「共渡時艱」。

亞視員工可能驚亞視萬一起死回生會無咗份工？或者同行轉工難？所以無糧出都硬食？

不只是酒樓和亞視才這樣，專業人士一樣瀨嘢。有朋友在科技公司工作，年尾話炒，下一句就話轉去子公司，重新聘請，不過丟了幾個月 bonus。老闆這樣跟你說，嬲死，但有約，你唔簽？唔簽就即時無工作，要開始找，再嬲都唯有簽了再慢慢找工轉。此後員工做公司嘢都好hea。

你以為細公司才會？其實跨國公司都會。

【短篇小說】媽，罷課是你教我的！

                                                                             

  (文章已於2014年9月20日 輔仁刊登)

(Credits: Humans of Kowloon)

書展的價格歧視有用嗎？

(文章已於2014年7月24日 主場新聞刊登)

書展開幕，入場費遊客$10，本地人$25，近日又有旺角賣牛雜大陸客有得平，引起不滿。這個現象就是經濟學的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 ，現在就剖析一下書展的做法是否合乎經濟原則。

價格歧視的「歧視」與平機會的歧視無關，因為歧視的原因不是對於某種特徵如膚色、性別喜惡而是單純的利益，譯作「差別定價」(differential pricing) 比較不會混淆。價格歧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報紙賣廣告，不同行業，就算版位大小一樣，價格會有所不同，最貴的是銀行和地產，醫藥、零售、政治廣告比較便宜。同一本大學教科書，美國版上千元港幣，國際版只售三百元，並列明不得在美國出售。又例如去女人街購物，本地人問價比遊客來得平。

獨在劏房為異客

(文章已於2013年8月2日《主場新聞》刊登)

幾個月前，我獲邀作青年代表與張炳良局長對談。我跟他說，我住劏房，他表示他有去視察過，然後搬一大堆房屋供應的數字出來，侃侃而談。

幾個月後長策會發表數據，指現在全港劏房有66,900間，住戶人口達17多萬人。問局長是多是少，張炳良只拋下一句：不予置評。他強調估算方法科學。你看的是數字，我卻活生生住在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