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不了的育兒問題

(本文於2018年4月24日 《明報》發佈，以下會加長版）

因為要做港台科普節目《五夜講場——學人講經濟2018：BB保你大》，思考了育兒與經濟學的關係。

為甚麼生孩子和育兒與經濟學有關？因為這是家庭的一項重大決定，對家庭成員怎樣使用時間和金錢影響很大，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做好抉擇，正是經濟學的重要課題。這些抉擇包括要不要生小孩，生多少個，生小孩後要不要繼續工作，誰工作誰湊仔，花多少時間和金錢在小孩身上。更具體的例子如在貧窮村落父母應該把所有錢供一個小孩讀書，還是將教育資源平均分配給幾個小孩？又例如「一孩政策」怎樣影響中國的福利制度等等，這些都是經濟學家感興趣的範疇。

原來不少父母，迷迷糊糊就把孩子生了。問為甚麼生小孩，曰：「無得解」。有朋友懷胎十月不斷投訴孩子的性別，說到自己根本不喜歡孩子，但「遲早都要生」，所以還是生了。認識幾位壯年父母，不住說後悔，還有幾位朋友都說父母跟他們講「很後悔生了你」、「本來不打算生你」，父母亦對自己不好。

那不是說所有父母都這樣，我比較欣賞那些享受家庭生活感到快樂的人，說的與做的匹配。即使「原來生仔不像你預期」，最起碼要講得出初衷，但令人震驚的事原來很多人無。

至於答沒有想得很清楚的，對小孩也是不公平，因為這是未經了解及認真思考下的決定。

為甚麼一件所謂天下間最神聖的事，最高風險最大責任的事，那麼多人迷迷糊糊就做了，答不出所以然來，還覺得自己很偉大？

育兒為了甚麼？

育兒專家喜歡侃侃而談如何育兒，有些人主張虎媽教法，有些人認為應該放任快樂，但好像很少人問為了甚麼要養育孩子。

養育孩子的出發點對於探討如何育兒是重要的，因為有了目的我們才知道育兒策略是否可以有效達到目的。

育兒為了甚麼？是一種消費還是投資？古說養兒防老，是一種投資，如組裝模型，不斷升級，隨之而來的財富收入透過家庭內部回報轉移。非物質的回報有親情，如有人陪伴、病了有人照顧，不是孤家寡人，死後有人擔幡買水，都是先養而後至的回報。

如果目的是投資，行動就是裝備孩子，令他的未來的收入提升，同時要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因為孩子太痛恨父母就不會回報，這是他們的自由選擇。

因此，從投資角度，得出的目標是望子成龍同時維持親情，這兩個目標並沒有脫離一般的社會標準，甚至是很多父母祈求的，以自利為目標育兒不一定有問題。

如果是消費，即是享受育兒過程，喜歡一家人的感覺，過程就是收獲，付出就是快樂，那行動上應以提升關係為目標，孩子事業成就為次要，長大後可自力更生就收貨。較富有的家庭，可以讓子女做廢青，連自力更生也不必。要孩子愛你，你必需讓孩子感受到愛，這就是以消費為出發點得出的目標，愛孩子又有甚麼錯。

如果說因社會壓力和價值觀，父母期望，意外懷孕，這些都是一些自利的原因，沒有一個是為了子女著想。但自利在經濟學層面問題不大，不怕承認。這些說法很難去定義育兒目標，所以難以得出何種育兒方法較優的推論。

如果答基因本身就會唆擺你要散播後代，育兒目的自然是養成散播基因能力最強的後代，這樣連親情也不必顧，他最大的目標是幫父母播種而不是供養父母，策略變成盡力將孩子催谷成最能吸引異性的後代。

有人說到，生育是為了孩子好。但本來世上就沒有親生兒子，如何為了他好而把他生出來？喜歡模型，所以砌模型，獲得模型很高興，這是消費，這是自利，關「為孩子好」何事。

「為孩子好」一廂情願

很多父母說：「為孩子好」。甚麼對孩子最好？子非魚，無人知，孩子個個獨一無二。更大問題是，法律上孩子成年前沒有「自決」能力，家長可以推翻他們的決定。孩子對世界認知不夠，不夠成熟，未必能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只能交托父母作出獨裁的育兒決定。這是必需的，例如小孩不會保護自己，家長一定要教他們遠離危險。就算有些家長聲稱讓孩子選擇，也只是他們許可範圍下的選擇。這在育兒的情境並無不妥。

孩子無法知道及表達甚麼是他們認為對自己最有利。孩子在40歲時想要的東西，他5歲時沒法知道，沒法轉達，但「三歲定八十」，到老時已經太遲了。由於難以知道孩子的真正需要，只能靠估計，所謂「為孩子好」是「父母認為這樣對孩子好」，而不是孩子自己認為的好，「為孩子好」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就算真的知道，例如，子女做「廢青」能達到終極最大效益，不讀書不工作不事生產，每天打機，無所事事，這就是他們的人生終極目標，不會改變，大部分父母大概不願意成全。這就不是真的「為孩子好」，因為只有孩子知道甚麼對他最好，但父母企圖定義時，已加入自己的期望。

父母的優勢是他們有十多年的時間影響子女的價值觀，如果教導成功，可以令孩子擁有相似的價值觀，「為孩子好」及「父母認為這樣對孩子好」兩者就刎合了。不過從很多孩子到最後都不認同父母的選擇，就知道這件事不是想像中容易。最好的例子，是很有音樂天分，自小被培養成知名小提琴家陳美，長大後她希望成為滑雪選手，為了滑雪，她與母親斷絕關係。

育兒心得只作參考

制定育兒策略是一種賭博，賭究竟估得有幾準。最佳方法理論上是存在的，但因為「孩子想要甚麼」這項資訊不完全，所以現在所說比較好的方法都只是估計，跟真正的最佳方法可以相距千里，也不保證跟隨這個方法有好結果。

比較容易估中的是生理和基礎能力，例如行動能力、認知能力，身體健康等，這些應該是人人想要的，獲得的過程也毋需作出很多犧牲。但去到較高層次的想要甚麼才能、經驗、事業、人脈、教育，壓力承受的偏好，快樂對人生的重要性，而當中又有天賦、喜好、財政及時間的限制，得到一樣就要犧牲另一樣，十分難搞。例如做頂尖小提琴家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苦的訓練，要犧牲很多其他選擇，萬一估錯了，成本很高。知道如何增加孩子收入相對較易，要知道如何對孩子最好卻很難，育兒之難在於此。

有做功課甚至不一定比無做好，跟基金經理一樣，做足幾百樣資料分析，回報仍然可以衰過找隻猴子亂揀一通。但養孩子這件事牽涉的人生及金錢成本巨大，而人類傾向相信有做功課比無做功課好，有估過，即使不中，也好過無估。有些育兒行為但求心安理得，所以「育兒心得」才賣到成行成市。

養育孩子和其他投資一樣是一件有風險的事，上行風險和下行風險都有，要學習而且不容易，理智和感情都要好好控制，市場脈博和最新研究成果也要掌握得到。

如果有虧蝕，承受的不只是父母（投資者），孩子也要一同承受風險。生仔是賭博，父母只看到自己的賭注（要在孩子身上花多少錢和時間），卻沒有在意最大的籌碼是孩子本人的快樂及一生。

太多人隨便射精，沒有謹慎避孕，迷迷糊糊做了人生以來的最大投資，沒有做父母的本質，自己做人也不成功，不預備生孩子後可能會失卻自由，卻走去生兒育女，害了孩子一生，嚴重程度如車禍奪去人手腳，這是傾家蕩產也賠償不了的。之後還去高舉自己做父母有幾偉大，這不是世上最偉大，而是世上最可恥的事。

生仔是賭博，落注前諗清楚。

你輸事小，因為你預咗，仔女輸才事大，因為好無辜。

土地諮詢 擺平利益團體最難

(本文於2018年4月10日 《明報》發佈）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未開始，已有團體急不及待發表意見，走到高爾夫球場抗議。土地供應這個話題講了多年，諮詢完了就會定下未來中長線發展計劃。這個諮詢應該怎樣做？最後又應該如何做決定呢？

諮詢要結合社會效益及人文價值

政府在《2030＋》定下未來發展1200公頃土地為目標，有民間團體質疑是計多了，但姑且暫緩這點討論。土地諮詢提供18個選項，所以諮詢應該討論選項的優次，然後政府就跟着這個優次填滿1200公頃的土地目標。

例如軍營第一、棕地第二、高爾夫球場第三，就應該先用軍營，填不滿1200公頃再用排第二的棕地。這當然是過於簡化，因為每塊地性質不同、選址不同，亦需要考慮相鄰社區的規劃及土地用途。同一選項裏不同的土地也有優次分別，例如某些棕地比高爾夫球場適合，但有些較不適合，要排得更後。這樣複雜的排序和各種因素的考慮，會帶來很多操縱選項優次的機會。

很多時商業上決定做什麼項目，是以回報率計算。但這些是私人決定；開發土地是集體決定。諮詢要做到的目標是結合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這裏分了兩部分：開發土地及建屋成本「有數得計」，填海每平方米以現時海沙及工人價格是多少、要多少年、可以建幾多房屋，這些是知道的；有些價值相關的，如人文、歷史、保育、環保價值，很難量化，需要透過諮詢去了解。這些價值在商業計算上會輸蝕，因為很少人可以以私人名義拿出可觀的金錢持續地將這些價值買起。這些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靠集體決定去處理。

諮詢文件最少應列出現時有哪些土地選項，屬短、中或長線，需投入多少資源，能建多少屋。這些資料不公開，公眾很難討論。雖然資料出爐也會有團體非議，但最少可以搬出來「三口六面」討論，讓專業團體及各界人士提出新資料及質疑。

補償利益團體的爭議

公開資料都是「手板眼見工夫」，倘若政府最後沒有公開，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擺平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分配才是最困難的事，也是為什麼要諮詢的原因。君不見「共享汽車」還未成事便遭牌主反對、香港旅館業協會反對「共享房屋」，就是這樣的事。做了諮詢，有些項目可以比較大條道理開發，將利益團體壓下去。

有社會人士認為某些情况下需要補償利益受損者。要補償，某程度上是假設了本來利益分佈是預設的、是必然的、是合理的，但其實並不然。例如某些棕地、高爾夫球場，本來就沒有交足市值租金，預設了他們本來就擁有場地的使用權然後必須補償，是有爭議的。

如果本來是透過特權繞過市場分配得到低價使用土地的權利，降低了土地的經濟效益，這一點自由經濟右派會反對——因為最有效益的做法是以市場機制決定租金，價高者得，而不是以行政權力指定得益者，容許他們以極低價格租官地。

政府本來就不應批准以1元租棕地或以1000元出租高級私人會所用地作「牟利用途」。他們以前是「着數」了，其實本來無一物，所以也不存在「收回土地會蝕了」的問題。如果以分配正義角度看待，他們甚至需將以前因不合理租金多賺的錢一併「嘔出來」補貼劏房居民。

保守主義右派才會認為要維持階級特權，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究竟一個特權要存在多久、因為何等原因獲得特權才是理所當然所以需獲賠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或許現代社會已經沒有這回事，沒有「所謂君權神授所以特權自古以來就有」的信仰。

另一個補償的原因，是不作補償可能會有其他後果，降低整體社會效益。有人會以其他方法保護自己利益，帶來其他社會成本，例如新界人就曾經因為僭建問題而聲言「流血革命」。有些情况只是恫嚇之詞，目的是談判，未必會真做；政府知道了，還是妥協。更重要的原因是特首是由1200名選委選出，而鄉議局佔26票，商界又最少控制200多票，所以不要問為何僭建搞不好、粉嶺高爾夫球場遲遲未能收回。這不僅是社會成本，也是統治者權力穩定的成本。

所以補償是政治問題，非單純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如果因為要補償或有人企圖以恫嚇要求補償，使政府放棄較高效益的土地，轉向發展低效益土地，會危害社會整體得益。

恐防「假諮詢，真過橋」

諮詢要凝聚共識，恐怕不容易。混合獨裁政體的諮詢是一個機會讓大家推動議題，但最終決定仍看當權者將大眾的聲音看得有多重。政府可以着重政權穩定及統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多於效益計算，而效益計算又比大眾聲音重要。政權也很容易因為某些團體權力大、聲音大而就範。要將大眾聲音量化成效益，然後加入去經濟效益的計算，十分困難，所以容易讓持份者覺得政府還是一意孤行，只是借諮詢來「過橋」，將發展大計合法化，是形式多於真諮詢。

政府不會完全「無譜」地諮詢，我的預測是有些不重要的部分，政府可以讓步；但有些原則和方向本來定了，是不會因為諮詢的結果而改變的。因為諮詢的意見最後還是由行政機關整合，所以政府還是有很大公權力主導諮詢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