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會被機械人取代嗎？

科技發展對社會有利，相信大多數人都認同。但對打工仔女來說，新科技如機械人等，可能取代他們的工作，使他們飯碗不保。隨着近年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達，自動化機械人性能提高，這憂慮有增無減。

事實上，機器取代人類工作，自18世紀工業革命已不斷發生，例如蒸汽機和電力取代體力勞動的工作、火車取代馬車車伕、推土機取代農夫、織布機取代紡織技工等。英國在19世紀發生過紡織技工因為反對紡織工業化，而集體搗毁紡織機的事件，稱為盧德（Luddite）運動。

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使生產力上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有增無減。20 世紀女性就業增加，就業率及工人工資整體都有上升。由此可見，工人所憂慮的「被科技取代」的問題，沒有大規模發生。當然有些行業不復存在，如人類再不需要打字員和電報員，但取而代之是其他行政、服務的工種。一個講法是，科技取代的是崗位（job），不是工作（work）。

既然如此，那麼機械人和以前的科技發展有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致使人類最終會被取代？抑或這只是人類杞人憂天？

從來都無「真相政治」何來「後真相政治」？

(本文已於2016年12月24日 明報刊登）

近期興講「後真相政治」（post-factualpolitics， 或曰post-truth politics，但「truth」這個字太沉重， 還是用「factual」算了），大概的定義是大家只看立場，易受情緒煽動，先有立場後有意見，拒絕求真。該詞在英國脫歐及美國大選裏用得最多，反映大眾愈來愈民粹。

連曾鈺成都講「後真相政治」，但我不同意，因為「後真相」的意思是我們曾經有真相，但遠去日久；相反，我認為現在公民社會充權，科技拉近發言權力，我們更接近真相。

以前資訊傳遞由政府及大眾媒體主宰，縱使媒體有不同陣營，但所接觸的資訊都是經編輯的、刪改的、綜合的、粉飾的、導向的，這個問題透過「比報」（註）也不能解決。當權力只集中在某幾個媒體大佬身上，記者又因為受着特定流派教導而傾向某種立場和手法，政府壟斷專業知識及資訊的流通，實在不見得市民接近「真相」。

開放出租車市場的明日世界

近來，很多人為 uber說項，我相信uber房車服務只是開放市場後的冰山一角。的士行業的問題是由上而下的規管，僵化的法例令我們只有一式一樣的服務。雖然的士業界提議推出豪華的士，但仍然不能脫離這種由上而下硬崩崩的營運模式，無法併發創意，應付市民的多樣化需求。

自由市場解放平靚正服務

市場解放後，競爭者加入戰團為市民提供多樣化服務，除了uber房車服務，還有數百樣可能。例如外國已有廉價的uber X 及 uber Pop，走平價路線。有人抱怨uber 要靚車才能入行，門檻高，市場開放後就不一定了。

在美國的偏遠地方，有併車(carpooling) 服務，即「泥鯭的」。本來上班需要人人一車，耗費燃油，佔據道路，併車服務令就近居民多了一個選擇，而且十分便宜，既環保又省錢。當然香港四通八達，交通方便，公共交通費不算貴，這樣的服務只適合偏遠地區。

很多年前，機場已有貨 van做白牌接送，這樣的服務在泰國等旅遊點絕不罕見，合法化後旅客就多了有保障的選擇，載得多人又可以放行李。除了機場，還有邊境接送，也是一樣道理。

現在的 uber 彈性不夠，司機接客時不能知道客人目的地，這是為了增加客人找到車的機會，提升效率，令服務更方便。若果有另一個營運模式，讓非職業司機輸入目的地去配對乘客，也許就可以實現「順風車」交通模式。例如放工歸家，車主反正都要過海，如果能配對一個路程相近的乘客，那程交通費就有乘客分擔，油費隧道費都賺回來了，又能減少浪費道路容量。

Uber無打爛司機飯碗

(文章已於2015年8月14日 明報刊登)

Uber出現，的士司機群起抗議uber打爛飯碗。

理論上，uber不會減少司機收入。在自由市場裡，工資反映司機生產力，司機每天駕車兜客，做的生意代表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價值越高，實質工資 (real wage) 越高。

Uber打破壟斷使牌租下降，司機收入不變

在uber還未出現的世界，的士司機能自由出入勞動市場，薪金由市場決定，如果揸的士薪金高於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鄰近行業（小巴、貨van）的司機就會轉揸的士，所以最後在市場均衡點(market equilibrium)的司機薪金會不多不少，正好等於他的邊際勞工產出。

雖然司機市場開放，但的士牌並不是。香港的士牌數量有限，政府多年沒有再發新牌。在香港要做出租車生意，必須買或租牌，很多時由車行擁有再租給司機。

由於市場不開放，比起完全開放的市場，香港的士享受了高於市場均衡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有了規管，就能藉著維持壟斷[1]地位從而得到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 ，即是市民比起在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多付了車費[2]。壟斷租金理論上由司機跟牌主對分，但由於的士牌市場不開放，司機的市場開放，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壟斷租金都由牌主袋袋平安，司機無得分[3]。

誰害怕uber?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6日 明報刊登)

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軚，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 ”ludditi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 “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莉沙伯一世，但伊莉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莉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借錢都有 blind dating

信貸市場的效率對經濟實在太重要，能夠有效率地將錢送到有需要的企業手上不但有助擴充，更可避免周轉不靈引致倒閉和隨後可能帶來的骨牌效應。中國信貸市場的資金流通向來是個很大的課題，中國明明有很多錢可以借，但又有很多人借不到錢，因此市場衍生了很多產品服務去解決信貸問題，印證了 Peter Drucker 所說不能依賴政府撥亂反正來解決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因為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效率失靈；要解決問題，得靠企業的創意。

本文會先概述中國信貸市場的問題，再介紹在這個環境下P2P(person-to-person)貸款如何使用商業創意和科技去解決市場效率的問題。

計劃利率無效率  

利率如果由市場控制，高低會由需求和供應決定，但中國信貸市場的利率是由中央定的，造成效率問題。中國的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歷來都被人為地壓得低過市場均衡利率(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變相要存款者補貼借款者。因為沒有太多投資產品選擇，資金無出路，又因為社會保障仍在起步階段，人民習慣積穀防饑，存款(deposit)的供應彈性(supply elasticity) 十分低，所以即使存款利息不高，人民還是傾向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