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 治安最好

剛坐飛機環繞兩次地球回來，參與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訪問大學，順便旅遊。其中一個到訪的地方，是烏克蘭。

甫入境，便面對拉晒鐵閘的入境櫃枱，機場詢問處的職員被困在狹窄的玻璃盒子裏，差點以為她是被封印在裏頭、只得頭部的精靈。首都機場有點破敗，城市處處是前蘇聯特色。街道有破洞，晚上有街燈但不打開，到處漆黑一片。

香港沒有發烏克蘭的旅遊警示，但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發出橙色警示，呼籲台灣人「避免非必要旅行」。烏克蘭跟俄羅斯打仗，東面已有大片領土被俄羅斯完全控制，很多國家的領事館已宣布在那些地區不提供服務。

烏克蘭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只有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全歐洲最窮。打仗影響經濟，導致治安更壞（雖然西歐治安也差）。

「黑警」到處有 文明制度須長時間建立

修訂逃犯條例 商界再成關鍵

修訂《逃犯條例》如箭在弦，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久未發市，早前的反修例遊行近年難得一見地多人。市面形勢清晰，反對聲音大，部分建制精英也不表支持。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籌碼強行通過，及要付上多少政治代價。

修訂逃犯條例 打擊「習敵人」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修訂條例？大家已識穿，台灣兇殺案是幌子，根本不是真正原因。跟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官員傾談，原來當年已經有此提議，只是官員裏面有人反對，所以一直擱着無做。大家心知肚明，通過修訂將大大打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國際競爭力，官員都不想通過。

來到林鄭月娥的一屆，點解會嘗試通過？首先，有機會是習近平的意思。很多「習敵人」在港定居，中共政治玩法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當自己的派系受打壓，且暫避風頭；自己派系重新得勢，就回到權力核心裏，香港就是那幾百個「習敵人」、大貪官窩藏的地方。本身中共有一套權力分佈的規則，現在「習大大」中央集權，自然想把反對勢力剷除，所以希望通過修例。

醫療爆煲 是嬰兒潮世代的責任

長久以來積累的醫療問題，年復年的流感高峰期、醫院爆煲、病人瞓到出走廊，如風土病一樣纏繞着香港。這一兩年去到臨界點，終於捱不住，有醫護喊叫，管理層才回過身來：「啊，是嗎？吃點燒賣吧。」

回歸以來人口增長了，醫療需求增加了，政府在2016年宣布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總共預算用2000億元增建牀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說其實未必夠，因只有啓德醫院是新的大型醫院。硬件有計劃，人手呢？近日醫委會才急急想通過放寬海外醫生進口方案，全被否決，現在就等第二輪。所有事發生得措手不及，好像問題才剛剛出現一樣。

一手樓空置稅效果有限 特首僅作狀打擊資產階級

猶記得去年6月底，林鄭月娥宣布「娥六招」。回看去年年中樓價從高位稍微下跌了一點，結束自2016年起的升浪，但近幾個月似乎又略見回升，大家都趕着入市。

一手空置量少 空置稅影響不大

9個月後，政府終於提出立法建議，向空置超過一年的一手樓開徵空置稅，稅率定在應課差餉租值的200%，即大約兩年的市值租金。發展商同地產建設商會極力反對，並開出更為寬鬆的反建議。自由黨一方面擔心實行後令樓價大跌，另一方面又指最終轉嫁買家令樓價上升，究竟一手樓空置稅會有何效果？

若政策目的是增加供應，效果並不會很大。政府統計約有9000個一手空置單位，業界數字是3000至4000個，就算全推供應也只是一季至半年供應量。假設發展商無辦法用其他方法規避稅項，一手樓空置稅會有短期作用；但幾千個單位推售完畢後，還得看長期供應。

提高最低工資 不一定增加失業率

尚有一個月左右，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就要實施了。

2019年5月1日，最低工資將由34.5提升至37.5元。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一次，由工會及僱主代表在談判桌定下新的最低工資。自2013年起，每次都是加2元，除了2015年加了2.5元。今次加3元，是加幅最大的一次，達8.7%，比起綜合物價指數的升幅（5.2%），或與中低收入家庭關聯較大的甲類綜合物價指數（5.8%；註），升幅更大。

最低工資加3元 似乎稍高

可是低技術服務業工種如看更、清潔員等，他們生產力提升是有限的。市場工資反映勞工生產力，在這前提下，最低工資加幅如要貼近市場，應貼近物價升幅。假設生產力無提高，算起來，應加到36.3至36.5元，即大約2元。當然，本身兩年前的34.5元都未必是市場價格，遠離市場愈遠，效率愈低和愈多扭曲。而最低工資政策目的本身亦不是要完全跟隨市場，而是勞工權益。

財爺脫下戴了15年的金剛圈——然後呢？

財政司長公布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就像雜誌每逢秋冬要做轉季護膚專題、聖誕要做聖誕禮品專題，多年不變，千篇一律，悶出鳥來。今年的新意是：一、赤字預算；二、大灣區；三、200億元買社福舖位。幾年前去過一個學術會議，會內學者說「現在都沒有香港政治了，都是中國政治，不讀中國政治難以理解香港政治」。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大灣區殺到來，快沒有香港預算案了，都是大灣區預算案，錢都用在大灣區，光談香港的預算太微不足道了。不過民生無小事，香港以財政儲備計富可敵國，千金未散盡前還是可以講兩句。

20%預算上限的來源

雖然「理財新哲學」口號猶在，但坊間對財政司長的批評，都是無新猷、無哲學，每每運用酌情（discretion）。早年因印花稅急升得到的額外收入「從天而降」（windfall），怎樣處理，沒有一個有原則的說法；香港每年派糖多少，沒有準則，財爺喜歡就派。保留做財爺最大自主性，就是一貫「哲學」。就財政紀律而言，陳茂波在2017年就任時已經說不用把公共開支緊鎖在GDP（本地生產總值）20%內，《基本法》第107條「不是每年收支的緊箍咒，而是存在一些彈性」。

這個金剛圈到底從何而來？以預算案發言計，第一個講的，原來是2002年的梁錦松，2003年又講，2006年到唐英年上場又講，2008年到曾俊華多講一次，直到2012年再提。當年梁錦松提出，是因為特區政府遇上金融風暴、樓市大跌及SARS，經濟衰退致財政緊絀，1998至2004年公共開支佔GDP都超過了20%，但未到21%。可是，即使多年來沒有特別說明，各財政司長還是約定俗成跟住用，自願戴上金剛圈。周星馳在《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裏戴上金剛圈前的經典對白是：「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歷屆財政司長，一共戴了15年。

大灣區不能只重機遇 也須重實行和分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一出，「大灣區」頓成2019年「潮語」。政府官員和泛民政黨反應兩極，都是自說自話，牛頭唔搭馬嘴。

大灣區重點在於融合，包括法規、人才、資金的流通等。但融合必然與一國兩制衝突，這是一個解不開的結。最近幾年發生的事：銅鑼灣書店事件、高鐵、港珠澳大橋、一地兩檢、明日大嶼、獨立關稅區、逃犯引渡等，背後都是融合和一國兩制的衝突，這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一。可以想像《綱要》一出，矛盾將有增無減。

大灣區融合有好處

政府着重「機遇」和「蘇州過後無艇搭」。融合有其好處。融合的好處是各處營商成本下降，便利投資及消費。在遠古年代，大陸與香港銀行不互通，就算同一名號也未必可以一卡兩地提款；現在很多銀行可以做到這個功能，便是簡單如此都需要行政及法規上各個地方配合。簡單如打電話收長途電話費，市民不是要開漫遊，就是要多買張卡，或申請一卡多號。又例如港珠澳大橋，行車要申請通行證和買三地車保。融合，就是闖大灣區如在香港，帶愈少的證件，申請愈少的批文，而不是左一個關卡、右一個關卡。

支持提高退休年齡到65歲

政府準備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引來極大反彈，所有陣營齊心口誅筆伐。

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與提高退休年齡有密切關係，是世界大勢所趨。據估計，改動每年只節省約1.7億元，所以改動並非為了省錢，而是將所有政策的界線逐漸在65歲「睇齊」。話說強積金在2000年一開始的設定是65歲後才可領取，已經揭示長遠計，65歲才是政府認為理想的退休年齡。其後，2015年6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文職公務員退休年齡，已由60歲上調至65歲，所以不應覺得驚訝。

發達國平均退休年齡超過60歲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7年的平均「正常退休年齡」（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在這之前退休養老金不足額）男性為64.3歲，女性為63.5歲；平均「有效退休年齡」（完全離開勞動市場不再賺取收入）男性為65.3歲，女性為63.6歲。其中「有效退休年齡」最高的是南韓，男性平均工作至72.9歲，女性至73.1歲。

OECD 36國中，真正60歲就可以攞足退休金的國家，男性有3個，女性有6個。在其中24個國家，男性都要等到65歲才可攞足退休金。

2019 仍是土地問題

2018年乃風起雲湧之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趕在一年之末12月31日的殘年急景下發布公眾引頸以待的諮詢報告。諮詢期長達近半年，土地討論擾攘多時，時事節目主持跟我說，講土地問題「講到口臭」，悶出鳥來。看來土地諮詢的一大目標「引起討論」是做到了，但「凝聚共識」又如何？記者叫我評論報告，實在，無人想2019年仍絮絮不休講土地問題。但婆媳糾紛、夫妻不和、家嘈屋閉、鄰居互斬，以上何不與土地問題無關？香港人能不為此糾纏下去嗎？

3個分析民意的方法

報告目標是整合大量公眾意見，小組提議8個選項多管齊下，合共提供逾3200公頃新增土地。公眾意見的統計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大亞太研究所的電話調查；二是公眾參與填回來的「點心紙」；三是從各個渠道，包括公眾活動、書面意見書、請願和簽名運動、社交網絡和媒體及意見收集表格等集合討論條文作質化研究（qualitative analysis）。後兩部分由港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負責。

這些渠道所收集的民意中肯嗎？中大的電話調查較符合隨機抽樣的準則，能綜合沉默大多數的傾向；「點心紙」的落區部分較隨機，但有很多團體發起叫大家填表或罷填，熱心市民在這部分的比重較電話調查大。

至於質化意見統計，有人認為非常偏頗。研究中心有既定方法抓取各個渠道的質化意見，造成這部分的意見較極端的原因，可以是某些傳媒本身有強烈取態，激進者較熱中發表評論，和網上媒體及簽名運動偏向兩極化和民粹抬頭。例如，私人遊樂場用地在電話調查及「點心紙」的支持率分別是61%及54%，但在質化研究的「基本態度」一項得到達92%支持度。正如美國、台灣總統選舉，就算無劍橋分析公司從中作梗，各方以媒體製造大量民意的攻防戰影響選情，因此極端的質化民意反映了數據及媒體本身特色。質化數據部分較適宜用來觀察選項的熱烈討論和爭議程度，以及除簡單表態外所引用的論點以及周邊建議，卻不適宜用作選項排序。

高球場毋須動土 郊野公園不應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