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爆煲 是嬰兒潮世代的責任

長久以來積累的醫療問題，年復年的流感高峰期、醫院爆煲、病人瞓到出走廊，如風土病一樣纏繞着香港。這一兩年去到臨界點，終於捱不住，有醫護喊叫，管理層才回過身來：「啊，是嗎？吃點燒賣吧。」

回歸以來人口增長了，醫療需求增加了，政府在2016年宣布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總共預算用2000億元增建牀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說其實未必夠，因只有啓德醫院是新的大型醫院。硬件有計劃，人手呢？近日醫委會才急急想通過放寬海外醫生進口方案，全被否決，現在就等第二輪。所有事發生得措手不及，好像問題才剛剛出現一樣。

青年房屋問題的解決之道

(本文於2018年1月30日 《明報》發佈）

〈青年對政府的住屋期望〉（2018年1月16日《明報》）一文提到，高達89%青年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房屋，75%認為政府應幫助市民取得私人業權。由於調查發現青年對租住房屋不感興趣，本文會集中探討各種與房屋相關的政策能否解決青年置業難的問題。

雖然青年十分希望政府能以資助房屋幫他們置業，但現時的資助房屋計劃不見得能有效幫助青年。資助房屋有3種：一是「綠表置居計劃」，二是居屋及房協的資助房屋，三是未推出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青年對政府的住屋期望

(本文於2018年1月16日 《明報》發佈）

講青年置業難的文章來到第四篇。前文提到八成青年希望在成家立室時置業（〈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2017年12月5日《明報》），說明置業是青年所想，有調查數據支持。不過，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近20年青年置業率不斷下降，青年不論未婚或已婚，與父母同住比率不斷上升，可見事與願違。

談論青年置業，並非鼓吹青年置業，青年期望是根據調查得出的結果，我是根據結果再作討論。至於政府應否幫助市民置業，以及是否合乎施政邏輯是另一問題，已另文討論（〈功利主義賣公屋〉，2017年11月7日《明報》）。

本篇想探討的是青年對政府在房屋角色的看法。青年認為，政府應幫助他們置業、上公屋，還是在私人市場租住房屋？

青年認為政府有責

調查訪問18至34歲香港青年，受訪者有55.5%認為政府有義務幫市民置業；高達89.2%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房屋；75.1%認為政府應幫助市民取得私人業權（見表）。顯示青年認為政府在置業上有一定角色。

青年置業難 仔都無得生

(本文於2018年1月2日 明報刊登）

新的一年，青年依然置業困難。我在〈回歸以來青年置業最難〉（2017年12月19日《明報》）一文拿出數據證明青年置業率自2001年不斷下跌，並說明置業難的原因。上一代會說：「後生仔，捱下先！」也有批評青年想置業是「大想頭」、好高騖遠。另一邊廂有父母怕子女永遠追不上樓價，在子女年幼時已代他們置業。很多人討論青年置業難，但很少人討論青年置業難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生活質素降影響兩代人

首先，青年置業困難，延長留在父母家居住的時間，或婚後與父母同住，降低人均居住空間。附圖可見所有年齡組別的青年，無論未婚或已婚，與父母居住比率比起20年前都有所上升。最明顯是30至34歲的單身青年，及20至24歲的已婚青年，後者有一半婚後繼續與父母居住。相比婚後搬出去住，家庭人均居住面積減少。單身者住在原生家庭，相比起搬出去住，人均居住面積也是較小。這裏，置業難不是人均居住面積降低的直接原因；真正原因是房屋不夠、樓價太貴，置業難是現象。

回歸以來青年置業最難

(本文於2017年12月19日 明報發佈）

我在〈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2017年12月5日《明報》）一文提到，根據研究報告，原來香港青年渴望置業，高達79%青年希望在成家時能立室，離開父母居住。但青年這個置業願望是否一代難過一代呢？

各青年組別置業率均跌破50%

青年不想安居想置業

(本文已於2017年12月5日 明報發佈）

很多民間與房屋有關的左翼團體都強調市民需要的是安居，不是置業。同時，右翼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幫助市民有最低水平適切的居所；至於置業是私人領域之事，政府不應涉足。但調查發現，香港青年想要的不是廉租房屋，而是成家時可以立室。

大部分青年滿意與父母同住

在一項有關香港青年住屋的抽樣調查裏（註1），不計很少數已經跟伴侶及伴侶家人同住的人，18至34歲青年有超過八成與父母同住，只有7%是獨居或與伴侶一起居住，近乎無人與朋友共居。雖然青年如游蕙禎常說要空間，但原來很多青年都覺得與父母同住無問題，亦不傾向與朋友搬出去共居或分租。與父母同住的人裏，有95%願意繼續與父母同住，只有19%認為與父母同住不方便，30%寧願住其他地方。

置業好過讀大學？

(本文已於2017年11月28日 明報發佈）

幾年前已經有人辯論，買層樓給兒子做「廢青」好過送他讀書，連黃子華也說如果將幼稚園到中學及大學學費用來「利疊利」，別人大學畢業時，無讀過書的孩子已經可以退休了。當年黃子華說擁有一間500呎值500萬元的樓已經是富豪，遲些連擁有100呎樓都是富豪了。早幾天新盤開售221呎折實約800萬元，應驗了黃子華的說話。本文旨在比較置業及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

大富翁遊戲行了100圈才加入戰團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4日 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發佈，本文為修改版）

搬出來住，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選擇。搬出來前一晚，零晨三時還在醫院驗傷，我已經是家裡最後一個搬走的人，其他人早已走清光，我比他們還捱多了好幾年。搬出來的一刻，地方雖小，租金不便宜，但我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那是我十幾年以來過得比較開心的時間。我曾被很多人批評，年輕人應該在家裡住，多儲點錢，不應該要求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對於不明所以的人，我不以為然。

這些問題不是獨獨只有我面對的，有一位朋友跟別人合租私樓，月租1萬6千元，他付7千元，問他為何不回家住。原來小時候，他爸爸會因為與他無關的事，將他吊起來打四五個小時，他的妹妹已經不再回家。所謂相見好，同住難，為了維持仍然可見面的關係，寧願交租也不回家住。土地問題，令良好家庭關係成了某些人奢侈品。有一個朋友是大學畢業生，跟屋企人不咬弦，問我一個床位幾錢租。我說，床位的條件很差也不安全，一個單身女子真的不要去住。

首置屋關青年事嗎？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1日 蘋果日報網上論壇刊登）

林鄭月娥在她第一本施政報告提出「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林太雖無號稱幫助年輕家庭置業，但坊間總是認為與青年置業有關。首置屋上限為月入6.8萬的家庭，若與居屋不能重疊，針對的家庭約月入5.2 至6.8萬，單人2.6至3.4萬。

這個二人家庭的收入上限在全港的數據看，是十等份中第二高收入的，是最高收入的13%至20%。其實這個收入的人士，大部分非青年而是中年。月入5.2萬到6.8萬，二人計即每位2.6萬至3.4萬。查看2016中期人口普查的數字，以每月主要工作來計，月入$25000至$39999的人有71%都是35歲以上人口，青年不足3成。15-34歲的青年當中，月入$25000以下的佔83%，可見所謂首置樓與大部分青年無關。

踢爆「買樓夢」

(本文的短版已於2016年10月29日 明報刊登，此乃網上長版）

日前做了個訪問，講房屋政策，記者朋友以至不少讀者誤會我想買樓。我須指出，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買樓未必是好選擇。我也感嘆，社會衡量年輕人成就的唯一標準，就是那年輕人有沒有樓，這也間接使一些年輕人追錯「夢」，作出錯誤決定。

切勿相信「自住樓幾時買都不會輸」

自住須衡量長遠租和買的成本差距。長遠來說，租金升得快過樓價，應買，而且買是資產，租是支出，在樓價不斷升值的情況下，買比較划算，不過也要計維修地租管理費等開支，所以問題在於租與買的相對成本，及長遠升跌。

樓價與經濟發展緊密聯繫，經濟發展，人口擴張，購買力上升，樓才會越來越貴；經濟衰退，投資者首先第一個走，需求難以承載，樓價自然下跌。得少少錢走去買樓，即是 All in Hong Kong(SAR)，落重注，買重香港的光明前途。過去六年，其他發達國家有2%GDP增長已經算不錯，香港受惠於中國因素，年均GDP增長達6.3%，極不尋常，是否能持續，得看中國的表現。

有很多上一代基於自身經歷相信自住樓幾時買也不會輸，所以叫人一儲夠錢就買樓，很多父母鼓勵甚至幫子女置業。我不知道這種想法有多少信徒。做一個思考實驗，如果你是先知，知道明天樓市肯定下跌50%，基於「自住樓幾時買都不會輸」，所以你今天買，永遠也不會輸，是不是這樣呢？因此這是一個謬誤。顯然易見，如果我等到明天才買同一層樓，價格省卻一半，剩餘的錢足夠去十次歐洲旅行，再開間文青cafe、搞startup、或營運社企。「自住樓幾時買都不會輸」主義者會話，你點知明天樓市肯定跌50%？ 我不知道，但假設我認為明天樓價有一半機會跌50%，一半機會平穩發展，以上論據依然成立，還是不應該買。

「珍惜生命」害死人

每每有人自殺自殘，就會有人出來拋下幾隻字，叫人「珍惜生命」、「加油」等等。對於需要幫助的人，這些說話難聽過粗口，意義比政黨的口號更薄弱，重衰過facebook上充斥的 HBD[1]。見到那些正能量L[2]簡直想一搥打落去。

「珍惜生命」已成不能質疑的既定答案

之前寫的文章《自殺，因為生存不是唯一價值》，以人生淨值的成本計算去理解為甚麼自殺，並提出減少自殺誘因的方法。在這個模型裡，假設已經不是「人一定要生存」，生存只是衡量餘下人生得著的結果，很多曾經想自殺的讀者表示認同，認為文中的想法十分反映他們當時的思考。這些想法，莫講話在教育局裡臨時臨急開會商議對策的官永遠不會明，開藥給情緒病患者的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輔導員、社工，也不一定明白。

這當然被衛道之士口誅筆伐，因為在他們的本子裡，「珍惜生命」已是既定假設，不容挑戰，因此有人自殺，他們就會回答「珍惜生命」，這是model answer，唔好問點解，不是因為根本無得解，而是他們唔識解。

有人認為只要質疑這個假設就是鼓吹自殺。原來，反對草草說句充滿正能量的口號，反對「珍惜生命」是既定答案，嚴肅考慮生存的價值，就等同鼓吹自殺。

自殺，因為生存不是唯一價值

最近半年有十九個學生接連自殺，位位年紀輕，十零廿歲。

話人不夠堅強只是無知和冷漠

有上一輩批評那些孩子「不夠堅強，不夠硬淨」。我第一年教書便有同事的學生自殺，同事說：「他讀這個program，前途一片光明，出來會有社會地位賺到錢，為甚麼去死呢？」教的課程也試過幾次有學生據稱抑鬱申請休學，又有其他同事說「個學生short咗」。這些說話無補於事，亦顯示出說話者的無知與冷漠。

在非三大任教時有位甚受學生歡迎的教學同業常取笑她「有情緒問題」的學生，學生信賴她，她卻置學生的私隱不顧，還到處「炫耀」那位學生如何在情感上依賴她，十分噁心。以上這些人仍繼續在各大院校任教，種種行為都令我擔憂其實教育界的人是否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

香港全民退休保障爭議風雲

(文章已於2016年2月15日 台灣智庫雙月刊《新社會》第43期刊登）

香港退休保障(下稱「退保」)討論經年，今輪的退保討論，早在2010年揭幕。2010年由民間七十多個團體組成「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開始策動爭取退保的行動。2012年特首選舉，民間團體要求當時的候選人梁振英承諾推行全民退保，但梁當選後就沒有再提及此事，反而在2013年實施需要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俗稱「特惠生果金」或「長生津」），官方的解釋是「會研究如何改善退休保障，但沒有承諾一定會推行某一種方案或全民退休保障」。言下之意，政府可能覺得「長生津」已是完成了當初的「承諾」，官方亦一直拖延，在2015年底才推出方案進行為期半年的退保諮詢。到諮詢結束，特首離卸任只餘一年，要推行也是下一任特首的事情，因此民間團體大力批評政府毫無誠意。之前有論者懷疑梁振英有心將全民退保放在任期最後才推出以爭取連任，看來不會成為事實。

無論如何，是次退保討論，比香港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深入，九十年代的退保討論較為分散，今次民間團體的凝聚力更強，更能體現公民社會的成長與成熟。

退保世代問題的癥結

(文章已於2016年1月23日 明報刊登）

全民退保的世代問題，由林鄭一言掀起幾重波瀾。

確實，國外的隨支隨付計劃，無論是用入息稅形式、庫房稅收形式，或獨立基金形式，面對人口老化，都有世代不公的問題，上一代人口老化，供款不夠，下一代供多收少，人稱雙重付帳問題（double payment problem）。

有人說香港沒有這個問題。黃於唱說按照周永新方案，一個基層年輕人打工35年，供款將不足20萬元，但按退休生活20年，每月領取3000元計算，將一共領取72萬，實際上是賺了。

首先，周永新教授實在有太多個方案，尤其是周永新教授並無支持學者方案，所以究竟是指哪一個版本的周永新方案，完全不清晰。

第二，20年每月拿3000元，是不能將數字直接相加得出72萬的，就算已撇除通脹，依然要計金錢的時間值（time value of money），這方面學金融經濟精算的人會知道。

生於不同世代 受不同待遇

就當他談論的是學者方案。假設一個人工作35年，然後領退休金20年，第一年打工為元年，折扣率（discount rate）是2%，所有金額推至元年價值計算，每個人一生可拿在元年價值30萬的老人金。

一個打工仔供5%退保35年，假設多年實質薪金不變，薪金大約低於19,600元的就有賺，多於19,600元就會蝕。不過在同代這個十分平常，由富有的資助貧窮的，正常稅收也是累進。

退保的世代問題，在於生於不同世代的人受到不同待遇。一個以前月搵19,600元以下的「50後」，可以完全毋須供款就得到30萬，但一個月搵19,600元的「90後」，就要先供35年，才可以得到30萬。上一代這30萬是零付出淨袋，待遇差了30萬。

更誇張的是，年年月入33,000元的「90後」，在這個退保計劃，要淨蝕20萬元。但陳百祥呢，就淨袋30萬，「90後」比起陳百祥，待遇足足差了50萬。

所謂男女平等，是待遇不因性別而有所差距；世代平等，就是待遇不因世代而有所差距，我暫時看不到以上方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用周永新報告的框架計一次，1000億的種子基金，只貢獻到2064年來養老金的3.6%，但很肯定嬰兒潮以及再上一代老人眾多，應該不止拿總數3.6%的養老金。那即是說，若他們負擔自己那份，下一代就能減少供款，利得稅也不用加。

雨傘世代，後物質主義到來

(文章已於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刊登)

這不是階級問題。去過現場尤其是金鐘的，得見張張稚嫩的面孔，就知道雨傘運動是一個世代問題。中大民調結果也是越年輕，支持比率越高。這方面很多人提過，但沒多少人從理論層面剖析。

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家 Ronald Inglehart有一個世代替換的理論，說明世代之間的價值轉移[1]。在剛剛現代化的世代，老一輩從戰亂走出來，物資匱乏，以經濟得益為上就成為他們的核心價值。年輕一代生長的年代，物質豐盛，不愁三餐，在這個氛圍下，他們更關心人類整體的幸福，推崇人權、環保、自由等價值，我們稱之為「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

上一代的傘，下一代來撐

(文章已於2014年11月11日 蘋果日報刊登)

近日看了套電影《戀上春樹》，講述主角進入深山的伐木業做實習生。老闆帶他到市場賣木，那批貨是老闆爺爺那代種下來的，培養得宜，木紋精緻，最後賣得好價錢。主角說，賣光山上所有樹木不就發達了！老闆不忘解釋，種菜為生的，下一年就有收成，成果自己享受。伐木不像種菜，有收成時，我們已經全部去賣鹹鴨蛋了。因此伐木之餘，必須栽種，家業才能傳承。

看到這裡，不禁想起在街上露宿的孩子。有些沒上學十多二十天了，每天就睡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受風吹雨打，日曬雨淋，還要忍受滋擾挑釁，時時防備屎蜢尿彈等襲擊。一位絕食者已經絕食四十天有多，還有那位被打斷手骨的中三學生，被打爆眼角的大學生，盆骨碎裂的哥哥，一個個頭破血流的勇士……雖然艱苦危險，但眼神仍然那麼堅定。近日翻風落雨，不知孩子會否著涼？是誰搞到孩子為了真普選要這樣犧牲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