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青年置業最難

(本文於2017年12月19日 明報發佈）

我在〈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2017年12月5日《明報》）一文提到，根據研究報告，原來香港青年渴望置業，高達79%青年希望在成家時能立室，離開父母居住。但青年這個置業願望是否一代難過一代呢？

各青年組別置業率均跌破50%

青年不想安居想置業

(本文已於2017年12月5日 明報發佈）

很多民間與房屋有關的左翼團體都強調市民需要的是安居，不是置業。同時，右翼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幫助市民有最低水平適切的居所；至於置業是私人領域之事，政府不應涉足。但調查發現，香港青年想要的不是廉租房屋，而是成家時可以立室。

大部分青年滿意與父母同住

在一項有關香港青年住屋的抽樣調查裏（註1），不計很少數已經跟伴侶及伴侶家人同住的人，18至34歲青年有超過八成與父母同住，只有7%是獨居或與伴侶一起居住，近乎無人與朋友共居。雖然青年如游蕙禎常說要空間，但原來很多青年都覺得與父母同住無問題，亦不傾向與朋友搬出去共居或分租。與父母同住的人裏，有95%願意繼續與父母同住，只有19%認為與父母同住不方便，30%寧願住其他地方。

置業好過讀大學？

(本文已於2017年11月28日 明報發佈）

幾年前已經有人辯論，買層樓給兒子做「廢青」好過送他讀書，連黃子華也說如果將幼稚園到中學及大學學費用來「利疊利」，別人大學畢業時，無讀過書的孩子已經可以退休了。當年黃子華說擁有一間500呎值500萬元的樓已經是富豪，遲些連擁有100呎樓都是富豪了。早幾天新盤開售221呎折實約800萬元，應驗了黃子華的說話。本文旨在比較置業及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

功利主義賣公屋

(本文已於2017年11月7日 明報發佈，本文為長版）

「80萬公屋足夠」論成了特首上任以來第一次被圍剿的藥引，「保皇」、泛民齊出手。雖然80萬這個數未經討論，但賣公屋是政府共識。林太是資深政務官，熟悉政策，不會隨便提出無聊的建議然後快馬加鞭去做（政治任務例外）。討論政策應由政策目標和政府角色講起，有目標才可評價政策好壞。

新房策非幫助最有需要的人

過去討論房策時陸續有人指出政府應幫助最有需要的人。右派角度是「政府無好事」，不做就最好。但我們不能沒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其中一樣是社會保險。人始終會遇上不幸和意外，或有人生來就有缺陷，難以在市場生存。由於難保自己未來會否成為不幸的一個，所以有能者繳稅「供會」一起織出安全網，讓不幸的人下跌時有個底，不至「永不超生」。這是為什麼「政府應幫助最有需要的人」。另一說法是用來「收買」窮人，免得他們因生存困難而生事，如搶劫暴亂。左派也有他們的理論來論述為甚麼要用公帑幫窮人或藉再分配達至較平等。

問題在於安全網究竟幫助最底的10%人就足夠，還是30%才足夠，還是要更平等。這是價值判斷，沒有必然答案。平等的代價是降低效率，至於以幾多效率換取幾多平等，與本來的平等程度、政府效率和社會特質有關，很難一概而論，這比較接近實證問題。

港英房屋三級制完勝林鄭五級制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24日 明報發佈，本文為修改版）

房屋問題自曾蔭權年代愈來愈嚴重，由他的「置安心」、梁振英的「港人港地」，到林鄭月娥的「首置」樓，歷屆特首均希望在房屋問題上突破既有模式。問題是「施政新思維」是否一定比以前好，還是新不如舊？

房屋階梯是1970年代已有的概念，非什麼新鮮事。今次的新猷是在「公屋——居屋——私樓」上加兩格，變成「公屋——綠置居——居屋——首置樓——私樓」，原因是中間斷裂，要加多兩級，實情是架牀疊屋。

本身所謂房屋階梯論已經有很多低效及不公平藏於其中，5級制是加劇問題。

大富翁遊戲行了100圈才加入戰團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4日 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發佈，本文為修改版）

搬出來住，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選擇。搬出來前一晚，零晨三時還在醫院驗傷，我已經是家裡最後一個搬走的人，其他人早已走清光，我比他們還捱多了好幾年。搬出來的一刻，地方雖小，租金不便宜，但我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那是我十幾年以來過得比較開心的時間。我曾被很多人批評，年輕人應該在家裡住，多儲點錢，不應該要求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對於不明所以的人，我不以為然。

這些問題不是獨獨只有我面對的，有一位朋友跟別人合租私樓，月租1萬6千元，他付7千元，問他為何不回家住。原來小時候，他爸爸會因為與他無關的事，將他吊起來打四五個小時，他的妹妹已經不再回家。所謂相見好，同住難，為了維持仍然可見面的關係，寧願交租也不回家住。土地問題，令良好家庭關係成了某些人奢侈品。有一個朋友是大學畢業生，跟屋企人不咬弦，問我一個床位幾錢租。我說，床位的條件很差也不安全，一個單身女子真的不要去住。

房策新猷 重中產輕窮人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1日 明報發佈，本文為修改版）

林鄭月娥新官上任第一份施政報告大家拭目以待，矚目之處依然是房屋政策。目標清晰，就是「重建置業階梯」。階梯由公屋開始，綠置居、居屋及首置屋緊隨其後。其中綠置居為測試過後可以擴張的政策，首置屋則有待試驗。

首置屋幫助首20%入息最高的人

首置屋最大問題是幫助毋須幫助的人。首置屋上限為月入6.8萬元的家庭（單人為3.4萬元）；若不與居屋重疊，則是針對月入5.2萬到6.8萬元的家庭（單人為2.6萬至3.4萬元）。根據統計處資料，以收入計他們是全港頭13％至20％有錢的人。這些人有能力買私樓，一間470萬元的二手樓做八成按揭，首期約100萬元，2.15%利率，月供約1.4萬元，佔收入27%，可以通過壓力測試，惟市面上選擇較少。不買樓者，一萬幾千元租樓則有不少選擇。若儲不到首期，將400萬元以下借九成按揭放寬到800萬元就可以了，並不需要資助房屋平賣。

收入門檻比首置屋次一級的是居屋，居屋抽籤尤其白表極難中籤，月入5.2萬元以下的家庭住屋問題也未解決，這些人在私人市場買樓有困難，租樓也吃力，有地可以合營建居屋；搞首置屋說不過去。

擴大綠置居非有利無害

首置屋關青年事嗎？

(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1日 蘋果日報網上論壇刊登）

林鄭月娥在她第一本施政報告提出「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林太雖無號稱幫助年輕家庭置業，但坊間總是認為與青年置業有關。首置屋上限為月入6.8萬的家庭，若與居屋不能重疊，針對的家庭約月入5.2 至6.8萬，單人2.6至3.4萬。

這個二人家庭的收入上限在全港的數據看，是十等份中第二高收入的，是最高收入的13%至20%。其實這個收入的人士，大部分非青年而是中年。月入5.2萬到6.8萬，二人計即每位2.6萬至3.4萬。查看2016中期人口普查的數字，以每月主要工作來計，月入$25000至$39999的人有71%都是35歲以上人口，青年不足3成。15-34歲的青年當中，月入$25000以下的佔83%，可見所謂首置樓與大部分青年無關。

投資未來，但不是這樣的未來

(本文已於2017年8月10日 明報刊登，本文為長版）

任志剛先生上星期撰文解讀《基本法》第107條，響應新政府「投資未來」的說法。

關於107條的解釋，我相信各派都有站得住腳說法，沒有一定對錯，事實上20% 本地生產總值的公共支出是約定俗成，是過往官員自說自話，從來都沒有特別條款約束，今天終於有人指出來了。問題是多年來政府都在年度財預算案及多項政策推廣裡喃喃「量入為出」，任先生多年來卻只為聯繫匯率出過聲，現在加入了新政府才說以前這個「量入為出」的解讀有問題。

撇開政治，本文會從宏觀經濟及發展經濟角度回應：第一，任總對香港經濟增長有點妄自菲薄；第二，經濟周期的公共財政措施與長遠經濟發展應分別討論；第三，「投資未來」是對的，但投資在什麼範疇和項目才是最重要的。

「社福劏房」 杯水車薪

(本文已於2017年7月20日 明報刊登）

運房局長陳帆探望劏房居民，流下眼淚，終於肯承認香港低下階層的居住質素比1960年代更衰。他建議政府資助非牟利機構租私樓間劏房，確保劏房安全衛生，再以成本價租予有需要的市民。這個建議，跟很多社福項目一樣，採用「政府出錢，社福營運」的模式。本文想探討以公營、私營及社福模式解決房屋問題的優劣。

解決劏房問題的四大方法

劏房問題纏繞香港日久，問題是貴、細、劣。第一個解決方法是「政府出錢，政府提供」，加緊興建公屋，但現時覓地數目大幅落後目標。以僅有資源增加受惠人數的方法，是將未來公屋人均面積縮小，我在5月3日的《蘋果日報》已經寫過（〈劏細公屋救劏房居民〉）。但公屋居民反對，劏房居民繼續慢慢等上樓。

議員被DQ 不如選人大

(本文已於2017年7月19日 蘋果日報刊登，本文為長版）

上星期，港區人大常委的選民登記已在上環默默進行，有公民黨成員已先拔頭籌成為本屆全香港首位登記者，幾天後就發生了DQ事件。人大選舉，除了在保皇的圈子裡，好像從來都不關香港人事。泛民也是冷處理，有時有小貓三四隻去參選，例如上屆司馬文就曾經選過。冷待的原因，是根本無影響力，搞來也嘥氣。某泛民議員說，泛民可能的影響，是人大最末幾席，除此之外，根本無用。聽起來，真像「抗爭無用、行禮如儀」的論調。

沒在九七死去，也沒活過今朝

《香港製造》上映時我得幾歲，連戲院都未入過。中國收番香港20年，戲院再上，人大了看，別有滋味。20年的轉變那麼大，電影展露的議題仍息息相關。經歷時代沖刷，這套當年差點不能上映的電影，歷久常新，散發光芒。

在後生的時候死去，可以永遠後生

《香港製造》表面主題固然是「青春之痛」。開場時，女學生已飄著綠白格仔的校裙，一躍而下，一地是血。我們這個時代，比97更熟悉甚麼是學生自殺。青春的迷惘和痛苦是任何年代都有之事，男主角中秋後來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殺了，但好像只有我們這個年代特別擔心他們。他自殺之前，走去天臺，說終於明白，是甚麼可以迫到人走投無路；卻又踱回來，死到臨頭難有勇氣。自願死亡很困難，卻又那麼多人去死。

錯失八萬五 殺了獅子山

(本文已於2017年6月20日 明報刊登，原題為《金融風暴下的「八萬五」 謀殺了獅子山》）

「八萬五」，我幾歲人仔就聽過這個數字。上一代香港人的價值是搵食和炒賣，少理政治，23條和雨傘運動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仍未必很重要，但房屋卻決定了港人的財富和生活質素。如果要找中國收回香港20年裏的大事，非「八萬五」莫屬。「八萬五」一數字貫穿了香港的政經脈絡，影響了一代香港人的際遇。

「八萬五」象徵的是，香港房屋政策最後一次轉向機會。當年董建華見樓價高企，宣布每年要供應不少於8.5萬個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1990年代私樓及居屋供應一年約3萬至5萬，「八萬五」旨在讓市民置業儲蓄財富。

不幸地，這個政策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樓價插水式下跌，2002年的樓價比1997年高峰期下跌超過六成，當時周街負資產，盡是「燒炭跳樓」的消息，大家都歸咎是「八萬五」之誤。及後「八萬五」叫停，「八萬五已不存在」這句說話，17年後仍記憶猶新。雖然樓價最初下跌時是因為外圍經濟困素，但「八萬五」是在滑坡滾下的石頭，加劇創傷。

「八萬五」牽連各項政策 影響至今

「八萬五」的影響不止於此，有幾項樓市政策改動仍影響深遠。當年政府不再定期拍賣土地，改做勾地表，減少土地供應，2002年宣布停建居屋。其後經濟改善，但至今房屋落成滯後，2005年起無一年私樓加居屋總供應超過1.8萬。雖說外地資本和量化寬鬆也是樓價超高的原因，但政府常常稱「不夠供應」，就是那段期間積下來的孽障。近幾年說到大興土木，每年供應也只是約一萬幾千，比起1990年代居屋加私樓每年幾萬間，簡直杯水車薪。另外，左派嚷得很兇的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分別於1998年及2004年被取消，及後樓市再上揚，也沒有重新實施。

你們喜歡寫真妹妹 Celine，卻不喜歡唱歌妹妹Celine

9歲的Celine小妹妹譚芷昀上《America’s Got Talent》，引來浪浪批評，其中一項是「老積」。

世人對女性應該是怎樣有所要求：高貴大方、靚、斯文，在男人堆裡不說話不comment，保持男人的尊嚴；男性就要陽剛氣、gentleman、事業有成、風度翩翩等。

現在連細路女都有ideal type，要可愛有童真，有禮貌識叫人，會害羞但又要上得大場面。如果可以很老練地處理大場面，說話行為像大人，就是「老積」；有情緒會驚，就是不夠其他小朋友叻。原以為「成熟」是好事，但不乎年齡就有失童真；有小孩的稚氣，佻皮又會發脾氣，就是曳、壞孩子、無家教。

能做到這個 ideal type的有一個，就是拍劇和拍美心廣告一舉成名，之前拍兒童寫真因為幾張內衣相被人批評「兒童色情」，搞到寫真要下架的，都是名叫Celine的小妹妹楊鎧凝。她出道時只有5歲，跟5歲唱 《you raise me up》的 Celine Tam一樣。一般人可能以為做童星是要生得靚、識做戲，但不止於此。

老夫殺病妻不一定是悲劇

近日一單老夫勒斃病妻事件，傳媒報導都稱為「慘劇」、「悲劇」，但觀乎傳媒對案情的報導^[1]，當事人選擇了在現行制度最高價值的解決方法，並付諸實行。這當然必須基於幾項假設。

劏細公屋救劏房居民於水深火熱中

(本文已於2017年5月3日 蘋果日報刊登，原文題《劏細公屋救劏房居民》，本文為長版）

數月前我到深水埗看劏房，發現正常的劏房已經5000大元起跳，越來越貴，升幅甚高。大約半年前，我在一電台節目提議「劏細公屋」，被一眾以幫助低下階層為使命的人如社會工作者施麗珊口誅。

過去三十年公屋每戶人口由85年的平均3.7人跌至15年的2.7人，足足下降了27%。現在編配公屋，居民將獲得不少於人均7平方米的面積，2016年公屋人均面積為13.1平方米，建議可酌量減少，未來單位可建得更細，例如減25%面積。未來十年政府將會興建的20萬間公屋有望變25萬間，令額外的5萬家庭得到幫助。

縮細公屋社會得益大

這個建議被批評令公屋水平倒退至幾十年前，問題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居住水平都在倒退中。根據《住戶統計調查 第 60 號報告書》，2015年已有87 600戶家庭住在劏房，調查還未包括村屋、工廈、貨櫃、豬欄，及樓齡25年以下的劏房戶，當中47%的家庭在輪候公屋，人均面積只是5.8平方米，他們交的租金中位數是$4200。兩年過去，若一年加10%，租金已達$5100。對於這些家庭，就算獲編配的公屋跟劏房一樣大，但租金只是$2000以下，絕對是莫大幫助，最重要是不會被迫遷，連連加租，被濫收水電費。如果可以透過減少未來公屋面積去幫助更多有迫切需要的人，絕對是一件公義之事。

「共享單車」和「出租女友」 是共享經濟嗎？

(本文已於2017年5月2日 明報刊登）

近來單車被掟落沙田城門河，繼Uber之後帶熱「共享經濟」的討論。有人爭論城中的「共享單車」是否符合「共享經濟」的定義。

共享經濟的定義

坊間有人將「共享經濟」定義得非常廣，包括交換、集體採購、協同消費、共享所有權、共享價值、合作社、共同創造等等。但定義太廣就顯得寬鬆無用。有學者提出十分狹窄的定義，剔除了大部分社會認為是共享經濟的模式。本文會採用歐洲議會的定義。

歐洲議會對「共享經濟」的定義為：使用數碼平台減少參與消費者市場的所需規模，以減少資產閒置。這個定義包含了兩個元素，一是以租貸形式減少物品的不被使用狀態，二是以科技減少交易成本使更多人可以共享，從而擴大租貸市場。

有人認為Uber職業司機的出現扭曲了Uber「共享汽車」的概念。根據歐洲議會的定義，師奶利用小孩上學的時間去做生意，減少汽車閒置，令本身無法做司機的師奶可以加入共享行列，是共享經濟。職業司機本身已是行業一分子，不符合「使更多人加入共享行列」的條件。如果Uber只有職業司機，沒有業餘司機，就不是共享經濟；兩者並存，有渠道讓業餘司機加入，就是共享經濟。因此，Uber是否共享經濟，得看當地Uber的具體運作模式及業餘司機的比例。

終身年金計劃的男女論爭

(本文已於2017年4月18日 明報刊登）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將推出「終身年金計劃」（「計劃」），讓退休人士繳付一筆過保費後，終身提取年金。計劃為有相當儲蓄的退休人士包底，強化了世界銀行退休保障第三支柱個人儲蓄的保障（註）。

公營年金為何與私營爭飯碗

現時香港除生果金外無劃一無審查的退休保障，有資產者需靠自己籌謀退休生活。在環球投資環境動盪的低息環境下，計劃可令有相當能力的人士退休得到更佳保障。比起全民派錢，政府的荷包更鬆動。這個做法新加坡已實行一段時間，與公積金扣連。政府推出計劃，與逆按揭並駕齊驅，而且不強制購買，令退休人士有更多選擇。

右派會質疑為何計劃要公營，因私人市場已提供類似的年金計劃。私人計劃有一些分保證回報和投資回報，市况差整體回報就會下跌。要一次過或按年向保險公司繳交費用再逐年領取小部分的方式需要消費者對私人機構有相當信任，不信任致客戶少，參與者少則沒有效益，也不能承載風險，加上利潤和行政費令回報減少，亦是造成「市場缺塊」的原因。

傳統觀念令預繳的年金從來不受歡迎，很多保險公司的所謂年金產品其實是與人壽相連的分紅式儲蓄保單，有些是可以一定年期後拿回本金的。政府此計劃幫助推動年金普及，令大眾接受。

不過，私人市場產品較有彈性，五花八門，例如可贖回本金應急、每幾年就會有一筆小錢「回塘」、可月供20年也可退休時一筆過買、與保險相連等等。為何政府要踩進私人市場裏做供應者、究竟市場是否失效、透過規管是否已可改善，仍有待商榷。

年金計劃歧視女性？

泛民勿做曾俊華的如花

政治評論員黎則奮說：「從民調的細緻分析，自發支持曾俊華的民眾，其實是支持雨傘運動的大衆，基本上是年輕、中產和教育水平高的社群，在某個意義上，可說是雨傘運動的延續，也是在泛民群龍無首沒有領導下的群眾選擇。」實在，著名的傘運參與者劉細良也落力「賣薯」。不過，傘運中堅份子如學聯、大學生、一眾進步民主派及自決派，他們反對小圈子，提倡白票。

為了解決這個迷思，本文會以光譜論，參考中文大學傘運的民調數據（2014年12月份），及港大民調最新的《2017特首選舉滾動調查》[1]，了解誰是曾俊華支持者。

光譜論的假設是政治取態只有一維，由親共到反共，市民不會忽然從極左變成極右。有人會質疑為甚麼三位候選人的排列是 「林鄭月娥>曾俊華>胡國興」，那是就各人政綱在政治上的開明程度，特別是政改及23條的取態排列[2]。

 

「民主300＋」花落「薯」家

(本文已於2017年3月20日 明報刊登）

今晚是「民主300＋」的最後大會，將會決定「300＋」的投票取向。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是：一、「300＋」能否成功綑綁投票；二、「300＋」的投票取向為何。對於「300＋」及民主派來說，第三個問題是投票取向的論述為何。

綑綁失敗因光譜遼闊  

「300＋」成立之時，沒說過一定要綑綁才加入，但宣傳時令市民覺得他們會綑綁投票守護香港，所以綑綁是合理期望。其實「300＋」在上一次開會後已宣布會團結和集中票源給最高民望候選人，並以「特首民間公投」作為最重要參考。

對於這個決定，有個別選委認為發表時機過早，自己仍未與選民充分溝通；有選委則投訴決議只由核心小組決定，開會只是門面工夫，處於外圍的選委無法參與決策。不滿者有支持胡國興也有支持曾俊華的，所以這不是投票取態，而是民主過程的問題。

我3月8日的文章〈「民主300＋」非民主派〉（《明報》）已說明「300＋」光譜裏有幾種人，願意綑綁的主要為溫和泛民和一些中間派；不願意綑綁的有兩種，一個極端是開明建制派和業界利益，另一個極端是進步泛民。

「民主300＋」非民主派

(本文已於2017年3月8日 明報刊登）

特首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從提名期到現在，有很多聲音以「泛民」或「民主派」統稱「民主300＋」的一干選委，說如果做錯決定以後「民主派」無得翻身。另外有人說如果「民主派」就這樣「棄械」奔向建制，以後民主運動不知何去何從。

「民主300＋」不代表市民

聽了馬嶽教授在社福論壇的一番話及其訪問，他說得精準，「300＋」是特權階級，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他沒有投票，不要代表他，不要代表全港市民，不要假戲真做。他看通了「300＋」的本質，其構成和內涵乃至當中的人物，非全然民主。

首先，「300＋」由「專業議政」牽頭，但「專業議政」的李國麟和梁繼昌都不是民主派。「300＋」競選時最重要的政綱是「踢走梁振英」，與某些開明建制派的想法類同，至於「反對8．31」是比較偏泛民的政綱。

不過政綱還政綱，人選是另一回事。「300＋」某些界別有明顯的中間派及潛在的開明建制派，例如有與左報過從甚密的反佔中選委，雖然佔非常少數，但存在。有部分選委着眼業界利益，對討論民主的興趣較少，不覺得民主是議程之一，只着重選出他們屬意的候選人。當然也有由民主黨到公民黨光譜的溫和泛民；某些界別有個別激進民主派，屬少數。

這個構成與以全港市民為本的民主派的理解不同，比起「300＋」，前者有更多激進泛民和自決派，中間派如李國麟和梁繼昌不會納入其中。「民主派」的意思是在政治議題上能大致估計其取態，選民可以放心讓他們代表。選委是小圈子選舉，選民基礎傾斜，「300＋」不完全是民主派，因此馬教授說泛民在這次選舉應有自己的代表非常合理。現在的問題是民主派被「300＋」代表了，但「300＋」不是傳統理解的民主派。

中間派都算了，有選民問為什麼會有建制派選了進去？說來話長。「300＋」吸納隊伍時篩選寬鬆，靠「界別守門人」「識別忠奸」，有些「界別守門人」因為界別問題或私怨將「深黃」的人篩走。跟泛民老政黨有密切關係的人說，某開明建制派人是泛民大黨的立法會前議員引薦的，所以雖然反佔中，也讓他入隊。最有趣的是，佔中領軍級人物根本在報名前已知悉，但選擇沉默，讓一個反佔中的人沾着傘運領袖的光環低票選上，整件事根本是泛民系統默許與應允發生的事，極度弔詭。還有人在加入「300＋」時問，隊名裏可否刪去「民主」兩個字、政綱裏可否無「民主」兩個字等等。但這些人「300＋」照吸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