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保障公營還是私營

(文章已於2016年2月13日 信報刊登）

人生流流長，有人長命有人短命，社會需要退保以保障長命者晚年生活，但就本地的討論而言暫時仍無人可以圓滿解釋為甚麼一定要公營。

在理論層面，經常被引用以反對私營退保（或其他社會服務）的一個龐統原因是窮人付不起錢。但窮人付不起不等於不可以私人經營，政府只須補貼窮人在私人市場裡購買服務就可以了，例如為窮人買保單。有些社會服務如醫療因市場不完善，公營比私營理想，但公營的原因並不是「窮人付不起」。

在本地層面，有人會以強積金的失敗試圖證明私營退保的失敗。強積金衰可以是香港做得衰，實行時監管不力，制度有漏洞，但不足以證明私營就是衰。

下文將解釋退保公私營抉擇要考慮的因素。

退休保障等於集體同保險公司買保險

退保是社會保障，英文是Insurance，亦作保險，因為原理跟保險一樣，由大多數人投保，遇上受保事項時（長壽），受保人就可索償（獲取比供款更多的退休金），由短命者補貼長命者。

有人解釋不能私營是因為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健康長命的人願意供款（中產富有的較長壽），短命的不肯（草根階層），投保者全都較長命，做不到風險分擔(risk pooling) ，導致供款抵不上索償。問題也可以是中產自行儲錢退休，不買自願退保；窮人收入低，也不買退保，結果無人買。

解決方法是強制全民購買受監管的私營退保，就可以解決私營保險的逆向選擇問題，強制的私營退保跟公營的風險分擔就沒有分別了，不少實行私營退保的國家都這樣做。

私營保風險，政府保不確定性

保險之所以能保障受保人，因為保的是風險(risk) ，風險是受保事件發生的或然率，有數得計，保險公司就能保。退保只要人數夠多，就可以利用不同年齡的死亡率推算索償額，拉勻風險。

保險可以保的，是當所有人遭遇風險的概率獨立於其他人的概率，例如你撞車跟我撞車的機率無關，你家火災跟我家火災的機率無關。當受保事項發生的概率相連，例如天災和戰爭，因為眾人大規模地同時遇害，保險公司無可能一次過承保全部人而不破產，因此這種情況是保險的免保事項。

第二個保險公司不能承保的情況是不確定性(uncertainty) ，因為根本不知道事件發生的機率，所以難以推算索償額及為保單定價。

私營退保可以保長壽，但保不到通漲，因為幾十年後通漲發生的機率難以用現成數據準確預測。通漲跟天災一樣，全代一起受，通漲跟實際回報率無關係，也找不到對沖產品。

因此，保險公司可保長壽，但不包保通漲，若退休後物價瘋狂飆升，保險公司不能保障「索償額」跟得上物價。不過，這不代表需要公營退保。

政府要做的，是為不確定性包底，包賠通漲，如通漲升多過預期，私營退保的索償額不足夠退休，政府就補足差額，包底那一部分納稅人出，其餘仍然由供款人自己供，這樣就完整了整個長壽保險的機制，不需要公營退保。為通漲包底的其中一個方法是長壽債券(longevity bond) 。也許林鄭腦裡的是這個提議，只是她口說了「年金」，年金燒掉本金，債券保存本金，兩者有分別。

保險公司承擔風險，政府承擔不確定性，通漲太高政府包底，通漲符合或低於預期，政府就不須出手，這樣分工十分合理。

公私營效率回報各不同  監管與管治最重要

結論是退保可以公營也可以私營，最少在理論層面沒有必須由政府營運的道理。剩下的是效率問題。政府未必能十分有力監管私營退保基金，競爭不夠，如強積金行政費雖有所減少但依然高踞不下。2015年強積金行政費佔基金總值1.62%，蠶食了20%回報^[1]。英國^[2]及智利亦面對私營退保勢力太大，政府無法將其塑造成以社會目標為依歸的制度，但私營的好處是提供選擇，切合不同人的需要。

另一方面，公營的好處是人數多所以平均成本理應較低，但沒有競爭，官僚的低效七除八扣變相又失去了平均成本低的優勢，回報平均也比私營差。另一問題是官僚不受監管，透明度低，這也是新加坡人在2014年為了公積金制度集會的原因[3]。

新加坡公積金過去20年撇除通漲的平均實際回報為6.1%^[4]，但公積金給國民的回報並沒有這麼高。自99年開始，普通戶口的未扣通漲回報為2.5%，特別戶口有2.5-4%，扣除通漲後是0.82%至2.32%^[5]，比6.1%要低很多，中間的差額不入國民口袋。55歲以下僱主僱員總供款達薪金37%[6]，供款多，回報低，國民卻無力令政府改變。

同樣事情也曾在韓國發生。1996年韓國社會大力批評政府挪用國家退保金作其他用途如基建，在98年才修例禁止，公民及勞工團體亦非常不滿國家退保的透明度和管理[7]。

不論公營或私營，退保制度的效率很大程度與政府的能力，及是否有制度監管其運作有關。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顧及不同國家的政治環境和管治質素，究竟公營私營何者效率較高，我沒有答案。

參考資料： Barr, Nicholas Adrian. 1998.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3rd ed.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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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積金2015年報

[2] Taylor-Gooby, Peter. 2005. "UK pension reform: A test case for a liberal welfare state." In Ageing and Pension Reform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Eleven Countries, edited by Giuliano Bonoli and Toshimitsu Shinkawa, 116-136.

[3]阮穎嫻，《退保爭議　新加坡的啟示》，蘋果日報，2014月8月6日。

[4] GIC Annual Report 2015

[5] 20年來新加坡平均通漲1.68%

[6] 新加坡公積金委員會

[7] Choi, Y. J., 2008. From developmental regimes to post-developmental regimes: business and pension reforms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orrest, R. and Mok, K. H., eds. Changing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pp. 20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