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做獨裁者 撳緊急掣

全球疫情肆虐，多國封關封城，阻止人群聚集，違反隔離令者被拘捕。香港有人在俄羅斯旅遊期間因禁令被警察截停，送往隔離。違反人權是必然的，但普遍民主國家的國民了解到疫情嚴重，都願意接受。

緊急狀態是獨裁者冒起及鞏固權力的好時機，有名的例子是希特勒抓住國會縱火案的機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將權力歸於自己然後恒常化。近來的例子是以《緊急法》立《禁蒙面法》，禁止港人蒙面；現在則禁止4人以上同行。

獨裁原是暫時

獨裁或專政（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源遠流長，雖然dictatorship跟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君主政體（monarchy）或暴君政體（tyranny）有聯繫，但意思並不相同。三者都是一人統治，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詮釋，君主政體是為謀求社會福祉的一人統治，暴君政體是謀求私利的一人統治。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是在亞里士多德後才出現，一開始並非指政治制度。在古羅馬時期，獨裁是一種類似緊急法的制度手段，後來才演變成一種統治制度的概念。

以上有幾方面值得強調。首先，當前情况是否需要提名「獨裁者」來解決，是要由國家常規機構例如裁判官或參議院決定。而且，那些決定是否實行獨裁統治的人，不得提名自己擔任這一職務。其次，「獨裁者」的職位由一個人擔任，因為集體領導可能會阻礙解決危機。第三，這名「獨裁者」具有廣泛的權力，但無權廢除其他國家機構。第四，「獨裁者」從來都不是民選的。最後，「獨裁者」的目標是恢復原來政治秩序。

根據以上定義，羅馬在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202年總共有76個「獨裁者」。在此期間，大多數「獨裁者」通常以軍事行動對抗外國勢力，或實現國內和解，而並不是鎮壓煽動叛亂的人。因此，這個時期的獨裁專政與殘酷統治無關。

當獨裁變成永恒

那麼，緊急法下的「獨裁者」何時演變成終身的獨裁者？羅馬將軍蘇拉（Sulla）拒絕被解僱，長驅直入羅馬，在公元前82年試圖合法化他的統治。這跟以上「獨裁者」有別。其一，蘇拉以征服羅馬，屠殺敵人建立專政，是通過武力獲得。他手法殘酷，暴行將獨裁聯繫上恐怖（terror）。第二，緊急情况下的「獨裁者」是為了解決當前問題而出現，但蘇拉一人獨攬軍事、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改變政治秩序，而不是恢復先前的政治秩序。

奇怪的是，蘇拉仍然遵守任期限制。一段短時間之後，他從政權上退下來，回到私人生活。直到公元前44年的1月，當凱撒接受「終身獨裁者」的頭銜時，獨裁權力的暫時性始被放棄。

在蘇拉及凱撒以後，獨裁的原有概念經常被後來的提倡者所遺忘，慢慢變成了靠近現代獨裁者意思。但其實19世紀前除了少數哲學家外，dictatorship並無被廣泛使用。在1793年10月法國大革命時，法國國民大會懸空了憲法，並成立革命團體的獨裁臨時政府，這裏獨裁意思就不再只指一個人的統治，而是指一群人的統治。

現代與當代獨裁定義的演變

後來獨裁這個詞不僅指一個集團，而且指整個階級 — — 1917年以後，列寧和他的戰友使用「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一詞自我祝賀。僅僅幾年以後，獨裁專政一詞就充滿了貶義，因為反對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政權的自由派，以獨裁專政的標籤，形容他們所反對的是「通過武力或恐嚇建立、一種高度壓迫和任意形式的統治」。尤其是三波民主化後，1990年代獨裁國家比例由全球75%跌落50%（Gandhi, 2008），加上西方普世價值的宣傳，獨裁的風評都不好。至中國崛起，大家才又反思獨裁統治的好處。

當代不同人對獨裁有不同定義，例如政治學者甘地（Jennifer Gandhi）就將獨裁統治定義為統治者通過競爭性選舉以外的其他方式獲得權力的制度。領導人可能通過政變或革命來上台。近來愈來愈多獨裁政體容許選舉發生但透過打壓異己操縱選舉，使定義問題更複雜。另一位政治學者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解釋民主與專政不同的地方是，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無法通過事前操控或事後推翻控制結果。民主制度是確定的，但結果永遠存在不確定性。

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誘因、機會、懲罰和回報，驅使人做不同的事，產生不同的結果。獨裁政體與有公平選舉的民主政體運作起來不同，但獨裁政體也有自己一套規則，只是沒有民主政體清晰透明而已，至於獨裁行為規律為何，比較政治學者仍在努力研究中。

疫症期間出現了何種政治制度在各個不同範疇裏抗疫表現較好的爭論。有人認為中國鎖城朝鮮鎖國夠決斷；有些被鎖在小區的國民則羨慕香港的自由，希望搬到香港居住；也有人認為，不是中國這樣的制度，就不會波及全球。現在作出結論還是太早了。

暫時限制權利變永遠失去

民主制度不是一勞永逸，而是會倒退的，世界上有不少由民主變回獨裁的國家，那得看制度的制衡是否足夠、人民有沒有警醒。以上羅馬時期獨裁者定義的演變，及當代獨裁者的進化，提醒大家有很多暫時失去的權利會變成永久。一般來說，人民被奪去權利，他們會不高興。但有一個緊急狀况，讓人自願接受了、習慣了，然後被剝奪的權利就不再交回，慢慢寫成了新的社會契約，歷史不斷重複。

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說：「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對於我們這些只想吃喝玩樂的小市民來說，只想疫情過後，可以自由去酒吧、與友人在街上聊天聚眾、吃飯途中不被政權打擾而已。但我們要緊記，自由不一定是永恒的。

參考讀物：

Gandhi, J. （2008）.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載於 2020年4月14日 《明報》）

疫症與官方消息

我在〈獨裁政府大審查〉（2019年8月13日，《明報》）寫過，大陸透過控制媒體發放官方消息，以達到維穩目的。這種控制信息的機制，除了鐵腕的逮捕民間自行發放信息的人外，還有網絡屏蔽、發動「五毛」引導網上輿論等。

當國家陷入重大危機時，這種體制的成敗得失，最能體現。例如2016年初，滬深兩市試行熔斷機制，觸發股市大跌，股市指數不能不報，維穩機器失效，民間壓力巨大，機制運行5日立即撤回。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這肯定是中國近年最大的危機，本文討論大陸和香港政府的應對方法。

推算感染人數遠超官方數字

香港特區 治安最好

剛坐飛機環繞兩次地球回來，參與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訪問大學，順便旅遊。其中一個到訪的地方，是烏克蘭。

甫入境，便面對拉晒鐵閘的入境櫃枱，機場詢問處的職員被困在狹窄的玻璃盒子裏，差點以為她是被封印在裏頭、只得頭部的精靈。首都機場有點破敗，城市處處是前蘇聯特色。街道有破洞，晚上有街燈但不打開，到處漆黑一片。

香港沒有發烏克蘭的旅遊警示，但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發出橙色警示，呼籲台灣人「避免非必要旅行」。烏克蘭跟俄羅斯打仗，東面已有大片領土被俄羅斯完全控制，很多國家的領事館已宣布在那些地區不提供服務。

烏克蘭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只有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全歐洲最窮。打仗影響經濟，導致治安更壞（雖然西歐治安也差）。

「黑警」到處有 文明制度須長時間建立

修訂逃犯條例 商界再成關鍵

修訂《逃犯條例》如箭在弦，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久未發市，早前的反修例遊行近年難得一見地多人。市面形勢清晰，反對聲音大，部分建制精英也不表支持。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籌碼強行通過，及要付上多少政治代價。

修訂逃犯條例 打擊「習敵人」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修訂條例？大家已識穿，台灣兇殺案是幌子，根本不是真正原因。跟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官員傾談，原來當年已經有此提議，只是官員裏面有人反對，所以一直擱着無做。大家心知肚明，通過修訂將大大打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國際競爭力，官員都不想通過。

來到林鄭月娥的一屆，點解會嘗試通過？首先，有機會是習近平的意思。很多「習敵人」在港定居，中共政治玩法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當自己的派系受打壓，且暫避風頭；自己派系重新得勢，就回到權力核心裏，香港就是那幾百個「習敵人」、大貪官窩藏的地方。本身中共有一套權力分佈的規則，現在「習大大」中央集權，自然想把反對勢力剷除，所以希望通過修例。

醫療爆煲 是嬰兒潮世代的責任

長久以來積累的醫療問題，年復年的流感高峰期、醫院爆煲、病人瞓到出走廊，如風土病一樣纏繞着香港。這一兩年去到臨界點，終於捱不住，有醫護喊叫，管理層才回過身來：「啊，是嗎？吃點燒賣吧。」

回歸以來人口增長了，醫療需求增加了，政府在2016年宣布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總共預算用2000億元增建牀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說其實未必夠，因只有啓德醫院是新的大型醫院。硬件有計劃，人手呢？近日醫委會才急急想通過放寬海外醫生進口方案，全被否決，現在就等第二輪。所有事發生得措手不及，好像問題才剛剛出現一樣。

一手樓空置稅效果有限 特首僅作狀打擊資產階級

猶記得去年6月底，林鄭月娥宣布「娥六招」。回看去年年中樓價從高位稍微下跌了一點，結束自2016年起的升浪，但近幾個月似乎又略見回升，大家都趕着入市。

一手空置量少 空置稅影響不大

9個月後，政府終於提出立法建議，向空置超過一年的一手樓開徵空置稅，稅率定在應課差餉租值的200%，即大約兩年的市值租金。發展商同地產建設商會極力反對，並開出更為寬鬆的反建議。自由黨一方面擔心實行後令樓價大跌，另一方面又指最終轉嫁買家令樓價上升，究竟一手樓空置稅會有何效果？

若政策目的是增加供應，效果並不會很大。政府統計約有9000個一手空置單位，業界數字是3000至4000個，就算全推供應也只是一季至半年供應量。假設發展商無辦法用其他方法規避稅項，一手樓空置稅會有短期作用；但幾千個單位推售完畢後，還得看長期供應。

提高最低工資 不一定增加失業率

尚有一個月左右，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就要實施了。

2019年5月1日，最低工資將由34.5提升至37.5元。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一次，由工會及僱主代表在談判桌定下新的最低工資。自2013年起，每次都是加2元，除了2015年加了2.5元。今次加3元，是加幅最大的一次，達8.7%，比起綜合物價指數的升幅（5.2%），或與中低收入家庭關聯較大的甲類綜合物價指數（5.8%；註），升幅更大。

最低工資加3元 似乎稍高

可是低技術服務業工種如看更、清潔員等，他們生產力提升是有限的。市場工資反映勞工生產力，在這前提下，最低工資加幅如要貼近市場，應貼近物價升幅。假設生產力無提高，算起來，應加到36.3至36.5元，即大約2元。當然，本身兩年前的34.5元都未必是市場價格，遠離市場愈遠，效率愈低和愈多扭曲。而最低工資政策目的本身亦不是要完全跟隨市場，而是勞工權益。

財爺脫下戴了15年的金剛圈——然後呢？

財政司長公布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就像雜誌每逢秋冬要做轉季護膚專題、聖誕要做聖誕禮品專題，多年不變，千篇一律，悶出鳥來。今年的新意是：一、赤字預算；二、大灣區；三、200億元買社福舖位。幾年前去過一個學術會議，會內學者說「現在都沒有香港政治了，都是中國政治，不讀中國政治難以理解香港政治」。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大灣區殺到來，快沒有香港預算案了，都是大灣區預算案，錢都用在大灣區，光談香港的預算太微不足道了。不過民生無小事，香港以財政儲備計富可敵國，千金未散盡前還是可以講兩句。

20%預算上限的來源

雖然「理財新哲學」口號猶在，但坊間對財政司長的批評，都是無新猷、無哲學，每每運用酌情（discretion）。早年因印花稅急升得到的額外收入「從天而降」（windfall），怎樣處理，沒有一個有原則的說法；香港每年派糖多少，沒有準則，財爺喜歡就派。保留做財爺最大自主性，就是一貫「哲學」。就財政紀律而言，陳茂波在2017年就任時已經說不用把公共開支緊鎖在GDP（本地生產總值）20%內，《基本法》第107條「不是每年收支的緊箍咒，而是存在一些彈性」。

這個金剛圈到底從何而來？以預算案發言計，第一個講的，原來是2002年的梁錦松，2003年又講，2006年到唐英年上場又講，2008年到曾俊華多講一次，直到2012年再提。當年梁錦松提出，是因為特區政府遇上金融風暴、樓市大跌及SARS，經濟衰退致財政緊絀，1998至2004年公共開支佔GDP都超過了20%，但未到21%。可是，即使多年來沒有特別說明，各財政司長還是約定俗成跟住用，自願戴上金剛圈。周星馳在《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裏戴上金剛圈前的經典對白是：「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歷屆財政司長，一共戴了15年。

大灣區不能只重機遇 也須重實行和分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一出，「大灣區」頓成2019年「潮語」。政府官員和泛民政黨反應兩極，都是自說自話，牛頭唔搭馬嘴。

大灣區重點在於融合，包括法規、人才、資金的流通等。但融合必然與一國兩制衝突，這是一個解不開的結。最近幾年發生的事：銅鑼灣書店事件、高鐵、港珠澳大橋、一地兩檢、明日大嶼、獨立關稅區、逃犯引渡等，背後都是融合和一國兩制的衝突，這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一。可以想像《綱要》一出，矛盾將有增無減。

大灣區融合有好處

政府着重「機遇」和「蘇州過後無艇搭」。融合有其好處。融合的好處是各處營商成本下降，便利投資及消費。在遠古年代，大陸與香港銀行不互通，就算同一名號也未必可以一卡兩地提款；現在很多銀行可以做到這個功能，便是簡單如此都需要行政及法規上各個地方配合。簡單如打電話收長途電話費，市民不是要開漫遊，就是要多買張卡，或申請一卡多號。又例如港珠澳大橋，行車要申請通行證和買三地車保。融合，就是闖大灣區如在香港，帶愈少的證件，申請愈少的批文，而不是左一個關卡、右一個關卡。

支持提高退休年齡到65歲

政府準備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引來極大反彈，所有陣營齊心口誅筆伐。

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與提高退休年齡有密切關係，是世界大勢所趨。據估計，改動每年只節省約1.7億元，所以改動並非為了省錢，而是將所有政策的界線逐漸在65歲「睇齊」。話說強積金在2000年一開始的設定是65歲後才可領取，已經揭示長遠計，65歲才是政府認為理想的退休年齡。其後，2015年6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文職公務員退休年齡，已由60歲上調至65歲，所以不應覺得驚訝。

發達國平均退休年齡超過60歲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7年的平均「正常退休年齡」（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在這之前退休養老金不足額）男性為64.3歲，女性為63.5歲；平均「有效退休年齡」（完全離開勞動市場不再賺取收入）男性為65.3歲，女性為63.6歲。其中「有效退休年齡」最高的是南韓，男性平均工作至72.9歲，女性至73.1歲。

OECD 36國中，真正60歲就可以攞足退休金的國家，男性有3個，女性有6個。在其中24個國家，男性都要等到65歲才可攞足退休金。

2019 仍是土地問題

2018年乃風起雲湧之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趕在一年之末12月31日的殘年急景下發布公眾引頸以待的諮詢報告。諮詢期長達近半年，土地討論擾攘多時，時事節目主持跟我說，講土地問題「講到口臭」，悶出鳥來。看來土地諮詢的一大目標「引起討論」是做到了，但「凝聚共識」又如何？記者叫我評論報告，實在，無人想2019年仍絮絮不休講土地問題。但婆媳糾紛、夫妻不和、家嘈屋閉、鄰居互斬，以上何不與土地問題無關？香港人能不為此糾纏下去嗎？

3個分析民意的方法

報告目標是整合大量公眾意見，小組提議8個選項多管齊下，合共提供逾3200公頃新增土地。公眾意見的統計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大亞太研究所的電話調查；二是公眾參與填回來的「點心紙」；三是從各個渠道，包括公眾活動、書面意見書、請願和簽名運動、社交網絡和媒體及意見收集表格等集合討論條文作質化研究（qualitative analysis）。後兩部分由港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負責。

這些渠道所收集的民意中肯嗎？中大的電話調查較符合隨機抽樣的準則，能綜合沉默大多數的傾向；「點心紙」的落區部分較隨機，但有很多團體發起叫大家填表或罷填，熱心市民在這部分的比重較電話調查大。

至於質化意見統計，有人認為非常偏頗。研究中心有既定方法抓取各個渠道的質化意見，造成這部分的意見較極端的原因，可以是某些傳媒本身有強烈取態，激進者較熱中發表評論，和網上媒體及簽名運動偏向兩極化和民粹抬頭。例如，私人遊樂場用地在電話調查及「點心紙」的支持率分別是61%及54%，但在質化研究的「基本態度」一項得到達92%支持度。正如美國、台灣總統選舉，就算無劍橋分析公司從中作梗，各方以媒體製造大量民意的攻防戰影響選情，因此極端的質化民意反映了數據及媒體本身特色。質化數據部分較適宜用來觀察選項的熱烈討論和爭議程度，以及除簡單表態外所引用的論點以及周邊建議，卻不適宜用作選項排序。

高球場毋須動土 郊野公園不應碰

人類會被機械人取代嗎？

科技發展對社會有利，相信大多數人都認同。但對打工仔女來說，新科技如機械人等，可能取代他們的工作，使他們飯碗不保。隨着近年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達，自動化機械人性能提高，這憂慮有增無減。

事實上，機器取代人類工作，自18世紀工業革命已不斷發生，例如蒸汽機和電力取代體力勞動的工作、火車取代馬車車伕、推土機取代農夫、織布機取代紡織技工等。英國在19世紀發生過紡織技工因為反對紡織工業化，而集體搗毁紡織機的事件，稱為盧德（Luddite）運動。

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使生產力上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有增無減。20 世紀女性就業增加，就業率及工人工資整體都有上升。由此可見，工人所憂慮的「被科技取代」的問題，沒有大規模發生。當然有些行業不復存在，如人類再不需要打字員和電報員，但取而代之是其他行政、服務的工種。一個講法是，科技取代的是崗位（job），不是工作（work）。

既然如此，那麼機械人和以前的科技發展有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致使人類最終會被取代？抑或這只是人類杞人憂天？

土地共享是議價問題

坊間看公私合營（現稱「土地共享」），總愛將其看作官商勾結的一種，認為發展商大賺特賺。其實土地共享這個建議，最後有幾着數，得看政府及發展商彼此的談判實力。對發展商來說，土地共享只是其業務「多一瓣」有機會「開齋」，最後落實的細節才決定其計劃的着數程度。

回購土地及土地共享分別不大

回購土地或土地共享，對地產商來說分別不大。「回購土地」跟「收回土地」不同：「收回土地」是以既定價目表收回；「回購土地」是傾價錢，談不攏就不賣。「回購土地」由政府發動價格談判；「土地共享」由地產商發動，議價的方式變成了公私營比例、基建誰支付、資助房屋如何扣價等。這些細節影響地產商利潤，去到最後，價錢談不攏還是不會成功。所以跟地產商朋友討論過，他們覺得無論是回購土地或是土地共享，只是議價方式不同，本質上沒有影響政府和發展商的議價能力，兩者分別不大。

究竟土地共享計劃中的資助房屋佔樓面六成或七成呢？坊間有些人總認為愈多愈好。但從發展商的角度出發，若太多致他們賺不到錢，他們就不發展了，結果一拍兩散。聞說有發展商在施政報告一出後衝去找高級政府官員談判要六成，不是七成，暫時仍不得要領。

發展商心目中的「公私合營」並不是這樣。2017年上半年，曾經有發展商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公私合營，是三成資助房屋、七成私樓，而非現在調轉的「三私七公」。原來大家所謂公私合營的比例，期望是這樣南轅北轍。

人工島 點解要填

2018年施政報告出爐，焦點落在「明日大嶼」計劃上。特首說要落實在大嶼山東部用30年造一個1700公頃的人工島，七成住宅樓面作公營房屋。以下會分析這樣倉促宣布的效果和背後可能的原因、香港是否需要這個人工島，以及如何衡量是否值得做。

「明日大嶼」玩死土供組

看公眾反應，「明日大嶼」沒有得到很多支持。除了因為劉德華的出現，令公眾出現意想不到的反彈外，林鄭月娥在政策推銷上不能自圓其說。

第一，她未有好好解釋突然宣布要填1700公頃東大嶼的理念，連數字也不太清晰。4000億至5000億元只是極粗略的估計，大多是抄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早前《香港2030＋》計劃中建議的中部水域人工島面積及土地諮詢文件寫的東大嶼都會是1000公頃。被問及為什麼要增加至1700公頃，林鄭只說數字是別人給的，問了幾問，答不出所以然來。

第二，公布的時機非常不合時。明明土地諮詢做了半年，土地小組早就聲明要大約12月才能繳交完整報告，林鄭要小組在施政報告前交中期報告配合。填海是10年以上計的事，多等3個月，待土地諮詢結果推出後才宣布，不會有太大分別。

况且工程需時預計太樂觀，2025年中開始填海，估計2032年可以入住（舊「玫瑰園」光是填海部分就要4.5年）。科技進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近年香港工程質素下降、官僚監管不力，2032年入伙似乎太樂觀，「明日大嶼」計劃不能解決市民短期房屋需求。

十幾年後的事，為了早3個月急就章宣布，將黃遠輝半年內落區百多次的紀錄與汗水抹煞，置整個小組的努力於不顧，情何以堪。我在〈諮詢的意義〉（2018年8月7日《明報》）裏寫過，這次是真諮詢還是假諮詢，責任非在小組上，而在政府上。結果特首一錘定音，廢小組武功。

有權貴甚至說「林鄭選錯人了，黃遠輝做事太認真」；又有人認為他是「周永新第二」。就是因為認真，不會得過且過，若民意與政府不合，他究竟會不會為政府扭曲意見，拭目以待。如果報告出來，東大嶼支持度不高，林鄭或要故技重施，找些原因去敗壞他的名聲，如「公共政策之事佢唔識」等，他才真正變成「周永新第二」。

社會賢達願意無償做公職，甚至日曬雨淋企街站，是真心想服務社會。政府這樣對待他們，令他們退隱江湖，非市民之褔。周永新事件已說明，政府做了研究諮詢又棄而不用，無助解決社會大眾對政府政策的意見分歧，反而令政府公信力盡失。

第三，高鐵西九站上月剛剛通車，除超支嚴重外，每日80,100的旅客人次，至今無一日達標。種種事情，引起社會對政府基建工程估算過於樂觀的抨擊。林鄭在一片「大白象」批評聲中，又大興土木，難免令人產生聯想，認為這是另一「大白象」工程。

特首公布的東大嶼計劃，內容之空虛，時間之不當，是一個公務員體制培訓下的高官不應犯下的錯誤。有猜測是配合大灣區規劃，因為等不及，所以必須率先宣布。團結香港基金只是公關公司，政府是執行者，諮詢是走程序、例行公事，無話要與市民共議。不想人懷疑，推銷的細節必須做好。

需要東大嶼填海嗎？

有很多團體表示香港並不需要那麼多土地，這就要看發展的目標是什麼。如果目標是1200公頃，那麼農地、棕地、私人遊樂場，根據「點心紙」所列，加起來已經有900多公頃，要填的海其實很少，沿岸填已經夠。再加上新界新發展區，一個選項已是720公頃。如果目標是2200公頃以上，那麼填海大概是少不免的。但是否要填1700公頃，還得看需求和其他選項的可行性。因此，需要人工島與否，要看目標。當然，去到實質回購土地、交通配套，會有其他考量，但如果是因為這些原因政府認為東大嶼填海更好，必須解釋清楚。

另一個支持填海的原因是，香港由1985年開始每5年填海400多至600多公頃，但2005至2014年間10年只填了92公頃，土地創造嚴重大落後。若香港是如歐洲一些老化小城一樣，是毋須再增加土地；但香港是搵錢之地，還要繼續發展，政府手上有土地儲備，事情會比較易為。可以想像政府現在缺乏土地、市民住屋需求殷切，手持私人土地的地主議價能力高。到2030年，政府手上有土地儲備，變相削弱政府收回私人土地時地主的議價能力。

為什麼需要填海、為什麼是1700公頃、為什麼是東大嶼？政府尚未給公眾一個有力說法，以上純屬猜測，政府應開誠布公，向市民詳細交代。

東大嶼填海值得做嗎？

一個項目是否值得做，要看內在回報率。但這項目太宏大、時間太長、變數太多，要計及對經濟的貢獻；填海成本又受海沙、工人價格浮動影響，還有超支，其實難以知道是否值得做。但政府是有責任計這條數，與其他選項比較，拿出論據和論述來說服公眾。這些材料至今未見。

超支問題一直困擾香港基建，近來愈發嚴重，納稅人身受其害。如果說5000億元能將整個項目擺平，攤開15年支付，不計折現，每年只是300多億元，看來是可負擔的。但如果計及超支至8000億至1萬億元，甚至有坊間工程師說1.5萬億元，每年就要負擔700億到1000億元。特首說本來每年已經花掉1000多億元起基建，舊基建完成後，新項目只是延續以往每年1000多億元。

若香港經濟繼續向好，當然可以承受；但經濟轉壞，賣地收入及稅收下降，基建的花費又不能不支付，就需要用掉儲備或削減其他項目如醫療、社福、教育的開支（或使其增長較緩慢），每年都有的幾百億「派糖」無了。這不是無機會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數年就是經驗。相比基建開支，坊間大力爭取的全民退保，原來一年只比原有制度多約500億元的開支。

獨裁政府的錢向哪裏流，顯示統治者對社會福祉和個人利益的衡量，其中包括統治者的政治經濟觀點，也可能包括其個人欲望，如穩固個人政府地位或日後免被清算等。

無論如何，「明日大嶼」的政策選擇，與林鄭一直強調的解決短期房屋問題的政策目標，並不相符。

 （本文載於 2018年10月16日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