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保制度須公平 可持續與有效率

(文章已於2015年12月29日 信報刊登) 很多人以為我反對全民退保，其實一直以來我極力反對的是全民退保聯席和66學者力推的三方供款方案。我支持全民在老年後有退休保障，可以安享晚年，我更加認為這是先進社會的應有福利，問題從來都是如何實行。這可以從融資和分配上着手。 融資上，我反對要現時的勞動人口供款，包括從強積金中轉移，原因已在早前的文章敍述，主要是在這個時期，人口急速老化，單靠人丁單薄的下一代要養一大班退休並且愈來愈長命的老人，制度不能維持；而且在上一代沒有供過款的情況下，要下一代為他們供款並不公平。林煥光印證了這個說法：「20多年前已就全民退休保障接觸勞工界，大部分僱員都抗拒在強積金以外再供款。」 支持用儲備做退保 如今20年過去，即將退休的一代在三四十歲時沒有供款，便沒資格要年輕一代供了；正確的做法是以退休一代人的所儲存的資產支付他們的退休保障。很多人已經察覺，所謂上一代的貢獻，正正就在港府豐厚的財政儲備裏。

交換禮物？你膠埋我個份！

聖誕就到，又是party和聚會的日子，少不得交換禮物這個環節。我一聽到朋友提議交換禮物，第一句劈頭就 ban，經濟學家男友當然幫口和議。到朋友再提，我已經決定缺席那個聚會了[1]。

交換禮物=種金

早前文章《經濟學家陪你買聖誕禮物》講到男女朋友間送禮已經好高難度，尚且未能收回成本，蹧蹋禮品的價值，更何況隨機抽樣的交換禮物？交換禮物根本是一場種金騙局，一人供嚿錢出來，供完嚿錢會少咗。早排有新聞，三個中國人用十八萬人民幣造了十六萬假人民幣[2]，淨蝕兩萬，交換禮物大概就是這個情況，把錢交出去但永遠收不回來。

論全民退保的跨代不公

(文章已於2015年12月5日 明報刊登，以下為長版，《明報》刊登的為短版)

66學者再拋出要供款的全民退保方案，跟早前的「全民退保聯席方案」分別不大，只利用新資料重新推算，將褔利加到$3500，和要政府撥出種子基金1000億。

講來講去，66學者方案的最大問題是跨代供款造成代際不公，供的那一代不是享受的那一代。

人口問題難以解決  

首先，兩代人口不同，假設第一代人口為10，但出生率下降，第二代人口只有6，如果第一代儲落錢供退休時使用，就是10個人養10個人，代內貧富懸殊可由10個人將財產重新分配解決。但由第二代養第一代就不同了，第二代得6個人，卻要供10份養老金，不是養老金不夠，就是供死第二代人。這是人口問題。

2014年每1000個15-64歲的港人，就要撫養198個老人；到2034年即20年後，嬰兒潮都退休時，1000個勞動人口要養455個老人，增加超過一倍[1]。除非每代人口可以長遠地維持在差不多的水平，否則下一代人多或人少，也會造成跨代不公。人口問題無論是「隨支隨付」或者現時這個供款方案都無法解決。

另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嬰兒潮黃金時代GDP增長率最高為8-11%，現時約4%。嬰兒潮在GDP增長率10%的時候不儲錢，或者儲了很多錢，然後要下一代在經濟發展緩慢時賸出人工來供款。

嬰兒潮一代說：我們有交稅，對香港有貢獻，所以年輕人要養我們。好了，年輕人也有交稅，還要供全民退保金；嬰兒潮一代的父母也有交稅，但沒有享受到全民退保。為甚麼嬰兒潮人口眾多，又沒有供過款，可以白白享受養老金？為甚麼嬰兒潮幾乎不用供款，「學者退保方案」也能渡過人口老化高峰期？因為年輕人整整一代供突了一大份養老金，所以嬰兒潮才可以不勞而獲吧。為甚麼有人口紅利時上一代沒有提出供款，而在人口下降時才叫人開始供呢？這些方案除了搵下一代笨還有甚麼？

經濟學家陪你買聖誕禮物

十一月依然熱到飛起，踏入十二月，天氣終於有點涼了，尖東燈飾亮起，提醒大家聖誕節又到，一眾港男又要煩惱買咩禮物給女友好。

我家男生根本沒有這個煩惱，繼續誠意欠奉，兩手揈揈，因為經濟學家攞正牌毋須送禮，情人節唔駛，生日唔駛，周年紀念日[1]唔駛（根本唔知邊日），聖誕是耶穌生日，又不是你生日，點會有禮物。

買禮物蝕硬

買禮物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要買得中，買得合心水，非常困難。

經濟學家認為買禮物沒有效益，因為收禮一方得到的價值，通常少於送出的一方，好彩的話兩者可以相等甚至超越，不過真的要非常非常了解對方才有這個機會。例如一份禮物$100，除非是收禮者 exactly 想要的東西，顏色、款式、質地都正中下懷，收禮者自己也願意付出 $100買這份禮物，否則收禮者得到的價值其實少於 $100。這並不代表禮品沒有價值，有很多東西留著可能有用，對收禮者而言，用處可能只值 $30 、$60， 但不是 $100，所以每次送禮都會糟蹋一部分禮品的價值。

「補貼置業計劃」是雙重優惠?

(文章已於2015年11月13日 信報刊登)  王于漸教授提出全新的「補貼置業計劃」（下稱「計劃」）引起公眾討論。身為報告撰寫人之一，我與王教授和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團隊已就計劃討論多次，當中包括一些公眾提出的疑問。在此想講清楚其中一個公眾關心的問題——公屋住戶已經有政府資助，為什麼要給他們雙重優惠呢？

大膽，竟敢搵經濟學家笨

早排有兩件事鬧得滿城風雨：1) 食糖水賒數 ；2) 有媽媽搞生日派對要求攝影師提供免費攝影。

第一件事不是無償工作，而是借貸(loan) 或應收賬項(account receivable) 的問題，牽涉金錢的時間成本，壞帳率，店舖周轉等，百佳惠康拖你幾個月數是正常事，只不過店舖是小店，主人翁是左膠，左膠是原罪，所以惹來口誅筆伐。

第二件事是無償工作，其實很常發生，娛樂圈很多藝人常被叫去無償出席活動，有時是撐朋友，有時是俾面行內人否則無戲拍，有些會著到靚靚主動出擊首映爭曝光。很多公司搞model 比賽、歌唱比賽，只是為了谷 sponsor，或宣傳自己的課程，獎品不豐厚，所謂冠軍有演藝合約但其實根本無 job接，也是要人幫他們無償工作的一個方法。

經濟學家向來精明，斷估不會有人老虎頭上釘蝨乸，但原來很多同行都會接到這樣的要求，而且還會有人答應。

一句到尾：DB仔定華仁仔？

有幸被邀請觀賞電影《那一天我們會飛》的優先場，校園取景九龍華仁書院（九華），編劇及監製陳心遙是華仁仔，他將所有男生的夢想都完成了——將九華變男女校。

師奶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送個仔入邊間名校好；我的困惑是，跟DB仔[1]還是華仁仔談戀愛好。利申[2]，我是麥明詩師姐，即是豬記[3] (女拔[4]）校友，中學時常去男拔[5]參與辯論比賽，搞workshop，還有唱 mixed choir。

在我那個遠離男生的年代，男拔願意借場地，交通又方便，一些聯校比賽場地都問男拔借，搞到成日都要去，無計。男拔座落小山丘上自成一角，樓梯又好斜路又好，每次都要爬山般爬上去。記得一次辯論比賽在男拔的 Geography room 舉辦，自由辯論環節，第二副辯打打下激動起來，一句「友方同學」並同時一掌擊在畫滿粗口的書桌上，一時整張桌塌掉，cue card[6] 四飛，幸而沒壓到我方嬌滴滴的辯員。

但華仁，我一次都未入過，謎一樣的地方。在學時代，DGS[7] 跟 DBS[8] 及喇沙 friend 啲，連皇仁我都去過幾次，but華仁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經濟學家：唔好又佔領

928雨傘運動一周年快到，小巴司機已忍不住熱身，落場把旺角佔領一下，社運界本土派蠢蠢欲動，我也湊湊熱鬧，寫一下佔領。

經濟學家好像都是反佔領的，當社會學系因為社會運動全面停課兩星期，社工系直情全系師生落場，經濟科還是如常上課，老師講課時還會嘲笑一下街上的「廢青」。為甚麼當其他社會科學家都相對支持，獨獨是經濟學家出來反對呢？

經濟學家都是藍絲嗎？

一隻、兩隻、三隻，還差丁蟹一隻，《大時代》經典一幕，丁蟹一家大細齊跳樓，極之震撼。這陣子，一位位城中有名的經濟學家爭相出鞘，使建制陣營/藍絲為之喝采，民間知識分子卻視之為明星隕落，民意跳崖式下跌。一下子，經濟學家彷彿惡魔化身，身為經濟學家死忠，誓死要同經濟學家談戀愛的我，不得不出手暴力救市（經濟學家按：關你鬼事咩）。

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明這些經濟學家都一把年紀，坐擁無數物業，上市公司非執董幾十個，學術成就達到世界一級水準，好應逍遙出世，何必撕破面皮出來頂呢。社會撕裂，黃藍陣營壁壘分明，大部分政治舉動，必有一方替你吶喊，另一方將你辱罵。經濟學家身驕肉貴，為甚麼要損傷自己呢？

經濟學家看40萬求婚

城中有人用40萬求婚，引起全城討論，更有人抗議頂爛市。經濟學家點睇？用40萬求婚是否戇居？

今日神仙，明日乞兒

經濟學家一般信奉消費平整(consumption smoothing)原則。意思是，你不只活在今天，也活在明天，若錢得一舊，你不會今天全花光，也不會今天一個仙都不花，而是將錢分開兩舊，今天花一點，明天花一點。

這是基於我們相信邊際得益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假如你有一個好吃的蛋糕，四日內任何時間進食一樣好吃，四日後就變壞，你會一次過吃完，還是分開四次吃呢？一個蛋糕四件，如果一次過吃完，第四件一定沒有第一件好吃，而且以後三日要捱餓。如果分開四次吃，每一件都是第一件。因此，分開吃的得益較一次過吃大。

回到40萬求婚的題目上，我今日做神仙，明日做乞兒；與今日做中產，明日也是中產，選擇後者較理性，煙花一日燒盡，不如明月普照長年啊。

住劏房是選擇

(文章已於2015年8月29日 明報刊登)

七月二十九日統計處發表了《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7 號報告書——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這份有關劏房住戶的統計報告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住劏房的不全是老弱傷殘貧病交迫，當中有四成是25-44歲的青年。第二，只有一半人在排公屋。第三，因為經濟困難者住劏房的只有17.4%。第四，有30%住戶滿意居住環境，感覺一般的有41.2%，只有28%感到不滿意。

近兩年，有好幾個朋友向我求助，問我租劏房、床位的事，也有部分己經自己搬出來住。搬出來住，原因眾多：家裡有人每晚飲醉酒打人，要搞上差館，去醫院驗傷；家人有精神病，或自己有情緒病；找不到工作交不到家用；和同性戀出櫃父母不接受。

除此之外，中港矛盾，不是話避就避。不想跟家人帶來的陌生女人同屋；家人聚了個大陸親戚，三兩日就帶同自己姨媽姑姐三五成群下來住幾天，還在家中偷竊；疏遠的親人在大陸犯事下來避風頭，住下了就賴死不走。

講風涼話的人，說跟家人關係好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朋友情人可以揀，家人不能揀。朋友出櫃，她父母只有哭哭罵罵，無法諒解。你試下說服你老竇不要找大陸女人？或者勸你阿媽雖然老竇帶女人回來但還是忍著不要抑鬱燥狂？又或者跟你說「雖然你親戚打到你入廠但他怎樣都是你親人啊」這些廢話？有些人你顧念他是親人所以不會起訴他，於是他得寸進尺，每晚不是打你就性騷擾你，家人還認為是你不夠包容，不念舊情，不夠血濃於水。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不是不可以勉強住在一起，但隨時釀成血案。

開放出租車市場的明日世界

近來，很多人為 uber說項，我相信uber房車服務只是開放市場後的冰山一角。的士行業的問題是由上而下的規管，僵化的法例令我們只有一式一樣的服務。雖然的士業界提議推出豪華的士，但仍然不能脫離這種由上而下硬崩崩的營運模式，無法併發創意，應付市民的多樣化需求。

自由市場解放平靚正服務

市場解放後，競爭者加入戰團為市民提供多樣化服務，除了uber房車服務，還有數百樣可能。例如外國已有廉價的uber X 及 uber Pop，走平價路線。有人抱怨uber 要靚車才能入行，門檻高，市場開放後就不一定了。

在美國的偏遠地方，有併車(carpooling) 服務，即「泥鯭的」。本來上班需要人人一車，耗費燃油，佔據道路，併車服務令就近居民多了一個選擇，而且十分便宜，既環保又省錢。當然香港四通八達，交通方便，公共交通費不算貴，這樣的服務只適合偏遠地區。

很多年前，機場已有貨 van做白牌接送，這樣的服務在泰國等旅遊點絕不罕見，合法化後旅客就多了有保障的選擇，載得多人又可以放行李。除了機場，還有邊境接送，也是一樣道理。

現在的 uber 彈性不夠，司機接客時不能知道客人目的地，這是為了增加客人找到車的機會，提升效率，令服務更方便。若果有另一個營運模式，讓非職業司機輸入目的地去配對乘客，也許就可以實現「順風車」交通模式。例如放工歸家，車主反正都要過海，如果能配對一個路程相近的乘客，那程交通費就有乘客分擔，油費隧道費都賺回來了，又能減少浪費道路容量。

Uber無打爛司機飯碗

(文章已於2015年8月14日 明報刊登)

Uber出現，的士司機群起抗議uber打爛飯碗。

理論上，uber不會減少司機收入。在自由市場裡，工資反映司機生產力，司機每天駕車兜客，做的生意代表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價值越高，實質工資 (real wage) 越高。

Uber打破壟斷使牌租下降，司機收入不變

在uber還未出現的世界，的士司機能自由出入勞動市場，薪金由市場決定，如果揸的士薪金高於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鄰近行業（小巴、貨van）的司機就會轉揸的士，所以最後在市場均衡點(market equilibrium)的司機薪金會不多不少，正好等於他的邊際勞工產出。

雖然司機市場開放，但的士牌並不是。香港的士牌數量有限，政府多年沒有再發新牌。在香港要做出租車生意，必須買或租牌，很多時由車行擁有再租給司機。

由於市場不開放，比起完全開放的市場，香港的士享受了高於市場均衡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有了規管，就能藉著維持壟斷[1]地位從而得到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 ，即是市民比起在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多付了車費[2]。壟斷租金理論上由司機跟牌主對分，但由於的士牌市場不開放，司機的市場開放，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壟斷租金都由牌主袋袋平安，司機無得分[3]。

以新公共管理解決教師困局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8日 蘋果日報刊登)

近日教師自殺引發社會關注教師編制問題，其實教師供應過剩非一日之寒。

香港教師編制的基礎是常額制，跟政府薪金表加薪（俗稱「跳 point」），只要無甚過犯基本上是鐵飯碗。近年教改及各種考核學校業績的制度使工作量大增，政府設立各種撥款供學校申請，要增加人手只能在編制外增加合約教師。為了節省成本及增聘更多人手，又將一個教席的人工打散做0.5教席來請兩個助教或助理教師，其後甚至出現0.25甚至0.1教席的招聘廣告。

問題根本在供過於求。嬰兒潮一年有十三四萬人，80後大約十萬，現在跌到一年四萬人，照計在每班數量不變的情況下教席數量會下跌。但每年教育學士畢業生幾百人，各大學教育文憑畢業生又幾百人，加上前幾年有教師資格的人沒有轉行繼續做補習及代課老師，仍然浮浮沉沉嘗試在這個勞動市場找教席，結果當然越來越多教師無工做。下年中學開始因出生率低要自願減班，之前為紓緩殺校的減少每班派位政策，及將過剩老師保留期延長三年方案已期滿，往後殺戮只會更激烈。

教師界內鬥不止於此。現在這種制度將教師劃分為局內人 (insider) 和局外人(outsider)。局內人以常額受聘，有正常褔利假期，抱著鐵飯碗；局外人則是工作量大，在合約制下年年續約沒有褔利，薪金因為資助有上限所以未必隨年資上升，甚至簽約時講明不能請產假的「彈散人」（彈性及散工化）。

誰害怕uber?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6日 明報刊登)

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軚，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 ”ludditi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 “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莉沙伯一世，但伊莉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莉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