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與香港政策研究的困局

(文章已於2015年5月9日 信報刊登)

身兼華人置業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及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劉鳴煒日前出席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講座，分享他對本地智庫和政策研究的看法；他點出香港智庫的發展問題：沒有政策研究的傳統、與政府互動不足、沒有人才、沒有資源，很多智庫掛羊頭賣狗肉，不是認真做政策研究。

筆者在英國讀政策研究，深明理想中的智庫應該循證為本，方法嚴謹，有學術基礎，研究員受過良好訓練，能夠提供適合社會發展的研究成果，但劉指出香港很多所謂「智庫」都不是這一種，他稱之為「中國式智庫」。

「中國式智庫」是相對於英美模式的智庫而言，「中國式智庫」又分幾種：第一種好日都出不到一份研究，不停以當下火熱時事搞論壇講座，以有威望的政經人物、學者去吸引目光，然後影相、散場，有下一單又重新做一次，沒有持續而長期地認真做研究；第二種寫明智庫成立的目的是培養政治人才，做研究相對次要；第三種是一堆政治人物以智庫為名，成立組織，到處拉攏，實則離政治組織不遠。

不過，即使有人有心做好智庫，也須面對各樣難題。

難題一：人才不足

做智庫要麼請全職員工，要麼外判研究予教授專家做。請全職研究人員，好的經濟學、法律人才給銀行、公營機構挖走，香港沒有政策研究的事業階梯亦令情況雪上加霜；而且，每個人通常只有一方面是專家，很多議題仍需外頭的專家合作，這種內部（in house）生產模式，容易變成閉門造車。

很多智庫為了省錢或因為人才問題都會外判研究予教授做，問題是他們根本當拿研究經費而已，看問題的方向和切入點跟實際應用有距離。香港的學術制度只側重學術研究，出去做智庫不會增加得到終身教席的機會，也不能提升行內地位；相比英美大學更重視學者參與社會政策討論大相徑庭。本地研究不受國際重視，難以出版一級學術期刊，做本地研究在學術競爭中等於讓一臂，所以希望透過研究立足的學者大都做比較研究或中國研究。

本地學者接外面的研究，要跟大學申請及分賬；有大學規定接這些研究不能低於外面顧問公司的定價；還有，上一輩學者申請某些類別的撥款以前還是可以落自己袋，現在已經不可以，這些條件都大大減低教授貢獻社會的意欲。

劉鳴煒表示試過委託教授做研究，比原定限期遲了18個月，議題都過去了，社會都沒人談論了，仍一無所得。就算研究做好了，又有使用權和刪改權誰屬的問題，把教授的東西改了，或選取局部應用，又怕他出來投訴學術自由受侵害。

難題二：無錢無競爭

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香港社會十分抗拒商界出資，覺得研究結果會受操控。其實，英美很多智庫都由商界出資，有既定的意識形態，做研究的方向多多少少受金主影響。沒有中立的智庫不是問題，重點是有足夠不同方向的智庫認真做研究並宣揚結果，有資源養得起一大班政策專家，整個生態才得以激活，整體研究和議政水平才得以提升，這樣比只有政府的中央智庫好多了，也比只有參差不齊的民間智庫好。當然，前提是政治有競爭，商界才有意欲出錢做研究；沒有公開與公平的政治競爭，權力一面倒向當權派靠攏，影響施政只須拉攏政府，商界就無必要花資源做政策研究了。

當社會整體議政質素提升，不同取態的智庫互相制衡，並鼓勵公開研究數據和資訊，欠缺質素、扭曲證據、方法錯誤的研究和民調自然會被識穿，那些喉舌式、靠關係的「中國式智庫」要擴大影響力也不是那麼容易。

難題三：政府不重視政策研究

香港政府一直由AO主政，不重視政策研究，跟智庫的互動甚少；就算是政府內部的中央政策組（CPU）亦不見得與政府磨合得很好，令自己的獨立意見得到接受。筆者曾聽某政務官說：「CPU的人終日以為自己好creative（有創意），給我們的提議天馬行空，根本不可行，完全無用。」

商界或民間的智庫，即使是認認真真花數月甚至以年計做的研究，出版發行、放上網、搞一個記者會，在傳媒存活的時間只有12小時，完全沒有影響力，能掀起的討論還不及某某官員一句soundbite；研究要有影響力，惟有挨家挨戶找相關部門、政黨、民間團體去討論。可惜是筆者曾以智庫名義會見某些高官，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各自表述，沒有討論空間，政府中人依然覺得自己已經是專家，又有很多政治考慮，始終無法推動，相信民間團體和智庫都有類近的經驗。結果軟的不受，民間團體惟有用硬的，狙擊包圍，希望激起民憤，推行或推翻政策。

難題四：政黨沒有政策研究傳統

香港根本沒有政策研究的傳統。當歐美已經討論應該從技術還是社會生態層面解決政策問題時，香港還在討論政策研究是否存在。香港政黨不重視政策研究，因為拉票靠的根本不是扎實的政綱，而是蛇齋餅糭、意識形態、社區服務、明星效應。

泛民政客要得到議席才有營運資金請助理，這位仁兄由處理公公婆婆查詢、嗌咪派傳單、搞社區活動、跟進地區及立法會事務，到「政策研究」一腳踢，所謂研究只是幫議員寫演講辭，真正研究乏善足陳。

早前《財政預算案》各政黨的表現反映他們對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的知識非常貧乏，只知道社會福利和派糖。建制情況也一樣，某政黨中人重點跟進全民退保，但不懂得簡單計算通脹率，計出3000元在40年後的等值，又錯讀周永新教授的研究報告。幾年前曾經見過某建制政團花14000元月薪請人做政策研究，那又怎能請到好人？

立法會的制度令制訂政策的要務落在官員手中，即使議員能提出議案，由於要分組點票，很難獲得通過。現今政治環境以意識形態掛帥，不着重嚴謹的方法和資料搜集，能在傳媒曝光的，永遠是一些情緒化、口號式、理念式的說法。偶爾有學者計計數，大家就覺得很客觀有說服力，但背後計算的方法和假設只有少數社群可以細察和討論，挑出錯誤，普遍市民根本不諳也不追求更好的政策研究，雖然近年有所改善，但缺乏訓練，依然錯漏百出。

香港要走循證為本、政策研究的道路還有很遠，政府面對各種施政困難，除了政治問題，也有政策問題。現代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er批評政府無能，沒有一級人才，社會問題只能靠有心有力的商界解決，還望香港的商界和民間能挑起這個大業。商界有的是錢，能孕育人才，搜集數據；民間團體長於傳播，能把複雜的研究講得簡單，深入社區，教育公眾。當有了具備知識的公眾，向政府和政黨要求設計更精密的政策，才能走出政策研究的道路。民主化令政治競爭轉趨激烈，也可激發更好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