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做獨裁者 撳緊急掣

全球疫情肆虐，多國封關封城，阻止人群聚集，違反隔離令者被拘捕。香港有人在俄羅斯旅遊期間因禁令被警察截停，送往隔離。違反人權是必然的，但普遍民主國家的國民了解到疫情嚴重，都願意接受。

緊急狀態是獨裁者冒起及鞏固權力的好時機，有名的例子是希特勒抓住國會縱火案的機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將權力歸於自己然後恒常化。近來的例子是以《緊急法》立《禁蒙面法》，禁止港人蒙面；現在則禁止4人以上同行。

獨裁原是暫時

獨裁或專政（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源遠流長，雖然dictatorship跟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君主政體（monarchy）或暴君政體（tyranny）有聯繫，但意思並不相同。三者都是一人統治，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詮釋，君主政體是為謀求社會福祉的一人統治，暴君政體是謀求私利的一人統治。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是在亞里士多德後才出現，一開始並非指政治制度。在古羅馬時期，獨裁是一種類似緊急法的制度手段，後來才演變成一種統治制度的概念。

以上有幾方面值得強調。首先，當前情况是否需要提名「獨裁者」來解決，是要由國家常規機構例如裁判官或參議院決定。而且，那些決定是否實行獨裁統治的人，不得提名自己擔任這一職務。其次，「獨裁者」的職位由一個人擔任，因為集體領導可能會阻礙解決危機。第三，這名「獨裁者」具有廣泛的權力，但無權廢除其他國家機構。第四，「獨裁者」從來都不是民選的。最後，「獨裁者」的目標是恢復原來政治秩序。

根據以上定義，羅馬在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202年總共有76個「獨裁者」。在此期間，大多數「獨裁者」通常以軍事行動對抗外國勢力，或實現國內和解，而並不是鎮壓煽動叛亂的人。因此，這個時期的獨裁專政與殘酷統治無關。

當獨裁變成永恒

那麼，緊急法下的「獨裁者」何時演變成終身的獨裁者？羅馬將軍蘇拉（Sulla）拒絕被解僱，長驅直入羅馬，在公元前82年試圖合法化他的統治。這跟以上「獨裁者」有別。其一，蘇拉以征服羅馬，屠殺敵人建立專政，是通過武力獲得。他手法殘酷，暴行將獨裁聯繫上恐怖（terror）。第二，緊急情况下的「獨裁者」是為了解決當前問題而出現，但蘇拉一人獨攬軍事、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改變政治秩序，而不是恢復先前的政治秩序。

奇怪的是，蘇拉仍然遵守任期限制。一段短時間之後，他從政權上退下來，回到私人生活。直到公元前44年的1月，當凱撒接受「終身獨裁者」的頭銜時，獨裁權力的暫時性始被放棄。

在蘇拉及凱撒以後，獨裁的原有概念經常被後來的提倡者所遺忘，慢慢變成了靠近現代獨裁者意思。但其實19世紀前除了少數哲學家外，dictatorship並無被廣泛使用。在1793年10月法國大革命時，法國國民大會懸空了憲法，並成立革命團體的獨裁臨時政府，這裏獨裁意思就不再只指一個人的統治，而是指一群人的統治。

現代與當代獨裁定義的演變

後來獨裁這個詞不僅指一個集團，而且指整個階級 — — 1917年以後，列寧和他的戰友使用「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一詞自我祝賀。僅僅幾年以後，獨裁專政一詞就充滿了貶義，因為反對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政權的自由派，以獨裁專政的標籤，形容他們所反對的是「通過武力或恐嚇建立、一種高度壓迫和任意形式的統治」。尤其是三波民主化後，1990年代獨裁國家比例由全球75%跌落50%（Gandhi, 2008），加上西方普世價值的宣傳，獨裁的風評都不好。至中國崛起，大家才又反思獨裁統治的好處。

當代不同人對獨裁有不同定義，例如政治學者甘地（Jennifer Gandhi）就將獨裁統治定義為統治者通過競爭性選舉以外的其他方式獲得權力的制度。領導人可能通過政變或革命來上台。近來愈來愈多獨裁政體容許選舉發生但透過打壓異己操縱選舉，使定義問題更複雜。另一位政治學者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解釋民主與專政不同的地方是，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無法通過事前操控或事後推翻控制結果。民主制度是確定的，但結果永遠存在不確定性。

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誘因、機會、懲罰和回報，驅使人做不同的事，產生不同的結果。獨裁政體與有公平選舉的民主政體運作起來不同，但獨裁政體也有自己一套規則，只是沒有民主政體清晰透明而已，至於獨裁行為規律為何，比較政治學者仍在努力研究中。

疫症期間出現了何種政治制度在各個不同範疇裏抗疫表現較好的爭論。有人認為中國鎖城朝鮮鎖國夠決斷；有些被鎖在小區的國民則羨慕香港的自由，希望搬到香港居住；也有人認為，不是中國這樣的制度，就不會波及全球。現在作出結論還是太早了。

暫時限制權利變永遠失去

民主制度不是一勞永逸，而是會倒退的，世界上有不少由民主變回獨裁的國家，那得看制度的制衡是否足夠、人民有沒有警醒。以上羅馬時期獨裁者定義的演變，及當代獨裁者的進化，提醒大家有很多暫時失去的權利會變成永久。一般來說，人民被奪去權利，他們會不高興。但有一個緊急狀况，讓人自願接受了、習慣了，然後被剝奪的權利就不再交回，慢慢寫成了新的社會契約，歷史不斷重複。

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說：「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對於我們這些只想吃喝玩樂的小市民來說，只想疫情過後，可以自由去酒吧、與友人在街上聊天聚眾、吃飯途中不被政權打擾而已。但我們要緊記，自由不一定是永恒的。

參考讀物：

Gandhi, J. （2008）.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載於 2020年4月14日 《明報》）

疫症與官方消息

我在〈獨裁政府大審查〉（2019年8月13日，《明報》）寫過，大陸透過控制媒體發放官方消息，以達到維穩目的。這種控制信息的機制，除了鐵腕的逮捕民間自行發放信息的人外，還有網絡屏蔽、發動「五毛」引導網上輿論等。

當國家陷入重大危機時，這種體制的成敗得失，最能體現。例如2016年初，滬深兩市試行熔斷機制，觸發股市大跌，股市指數不能不報，維穩機器失效，民間壓力巨大，機制運行5日立即撤回。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這肯定是中國近年最大的危機，本文討論大陸和香港政府的應對方法。

推算感染人數遠超官方數字

香港特區 治安最好

剛坐飛機環繞兩次地球回來，參與學術會議、發表文章、訪問大學，順便旅遊。其中一個到訪的地方，是烏克蘭。

甫入境，便面對拉晒鐵閘的入境櫃枱，機場詢問處的職員被困在狹窄的玻璃盒子裏，差點以為她是被封印在裏頭、只得頭部的精靈。首都機場有點破敗，城市處處是前蘇聯特色。街道有破洞，晚上有街燈但不打開，到處漆黑一片。

香港沒有發烏克蘭的旅遊警示，但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發出橙色警示，呼籲台灣人「避免非必要旅行」。烏克蘭跟俄羅斯打仗，東面已有大片領土被俄羅斯完全控制，很多國家的領事館已宣布在那些地區不提供服務。

烏克蘭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只有約3000美元（約2.3萬港元），全歐洲最窮。打仗影響經濟，導致治安更壞（雖然西歐治安也差）。

「黑警」到處有 文明制度須長時間建立

修訂逃犯條例 商界再成關鍵

修訂《逃犯條例》如箭在弦，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久未發市，早前的反修例遊行近年難得一見地多人。市面形勢清晰，反對聲音大，部分建制精英也不表支持。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籌碼強行通過，及要付上多少政治代價。

修訂逃犯條例 打擊「習敵人」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修訂條例？大家已識穿，台灣兇殺案是幌子，根本不是真正原因。跟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官員傾談，原來當年已經有此提議，只是官員裏面有人反對，所以一直擱着無做。大家心知肚明，通過修訂將大大打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國際競爭力，官員都不想通過。

來到林鄭月娥的一屆，點解會嘗試通過？首先，有機會是習近平的意思。很多「習敵人」在港定居，中共政治玩法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當自己的派系受打壓，且暫避風頭；自己派系重新得勢，就回到權力核心裏，香港就是那幾百個「習敵人」、大貪官窩藏的地方。本身中共有一套權力分佈的規則，現在「習大大」中央集權，自然想把反對勢力剷除，所以希望通過修例。

人工島 點解要填

2018年施政報告出爐，焦點落在「明日大嶼」計劃上。特首說要落實在大嶼山東部用30年造一個1700公頃的人工島，七成住宅樓面作公營房屋。以下會分析這樣倉促宣布的效果和背後可能的原因、香港是否需要這個人工島，以及如何衡量是否值得做。

「明日大嶼」玩死土供組

看公眾反應，「明日大嶼」沒有得到很多支持。除了因為劉德華的出現，令公眾出現意想不到的反彈外，林鄭月娥在政策推銷上不能自圓其說。

第一，她未有好好解釋突然宣布要填1700公頃東大嶼的理念，連數字也不太清晰。4000億至5000億元只是極粗略的估計，大多是抄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早前《香港2030＋》計劃中建議的中部水域人工島面積及土地諮詢文件寫的東大嶼都會是1000公頃。被問及為什麼要增加至1700公頃，林鄭只說數字是別人給的，問了幾問，答不出所以然來。

第二，公布的時機非常不合時。明明土地諮詢做了半年，土地小組早就聲明要大約12月才能繳交完整報告，林鄭要小組在施政報告前交中期報告配合。填海是10年以上計的事，多等3個月，待土地諮詢結果推出後才宣布，不會有太大分別。

况且工程需時預計太樂觀，2025年中開始填海，估計2032年可以入住（舊「玫瑰園」光是填海部分就要4.5年）。科技進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近年香港工程質素下降、官僚監管不力，2032年入伙似乎太樂觀，「明日大嶼」計劃不能解決市民短期房屋需求。

十幾年後的事，為了早3個月急就章宣布，將黃遠輝半年內落區百多次的紀錄與汗水抹煞，置整個小組的努力於不顧，情何以堪。我在〈諮詢的意義〉（2018年8月7日《明報》）裏寫過，這次是真諮詢還是假諮詢，責任非在小組上，而在政府上。結果特首一錘定音，廢小組武功。

有權貴甚至說「林鄭選錯人了，黃遠輝做事太認真」；又有人認為他是「周永新第二」。就是因為認真，不會得過且過，若民意與政府不合，他究竟會不會為政府扭曲意見，拭目以待。如果報告出來，東大嶼支持度不高，林鄭或要故技重施，找些原因去敗壞他的名聲，如「公共政策之事佢唔識」等，他才真正變成「周永新第二」。

社會賢達願意無償做公職，甚至日曬雨淋企街站，是真心想服務社會。政府這樣對待他們，令他們退隱江湖，非市民之褔。周永新事件已說明，政府做了研究諮詢又棄而不用，無助解決社會大眾對政府政策的意見分歧，反而令政府公信力盡失。

第三，高鐵西九站上月剛剛通車，除超支嚴重外，每日80,100的旅客人次，至今無一日達標。種種事情，引起社會對政府基建工程估算過於樂觀的抨擊。林鄭在一片「大白象」批評聲中，又大興土木，難免令人產生聯想，認為這是另一「大白象」工程。

特首公布的東大嶼計劃，內容之空虛，時間之不當，是一個公務員體制培訓下的高官不應犯下的錯誤。有猜測是配合大灣區規劃，因為等不及，所以必須率先宣布。團結香港基金只是公關公司，政府是執行者，諮詢是走程序、例行公事，無話要與市民共議。不想人懷疑，推銷的細節必須做好。

需要東大嶼填海嗎？

有很多團體表示香港並不需要那麼多土地，這就要看發展的目標是什麼。如果目標是1200公頃，那麼農地、棕地、私人遊樂場，根據「點心紙」所列，加起來已經有900多公頃，要填的海其實很少，沿岸填已經夠。再加上新界新發展區，一個選項已是720公頃。如果目標是2200公頃以上，那麼填海大概是少不免的。但是否要填1700公頃，還得看需求和其他選項的可行性。因此，需要人工島與否，要看目標。當然，去到實質回購土地、交通配套，會有其他考量，但如果是因為這些原因政府認為東大嶼填海更好，必須解釋清楚。

另一個支持填海的原因是，香港由1985年開始每5年填海400多至600多公頃，但2005至2014年間10年只填了92公頃，土地創造嚴重大落後。若香港是如歐洲一些老化小城一樣，是毋須再增加土地；但香港是搵錢之地，還要繼續發展，政府手上有土地儲備，事情會比較易為。可以想像政府現在缺乏土地、市民住屋需求殷切，手持私人土地的地主議價能力高。到2030年，政府手上有土地儲備，變相削弱政府收回私人土地時地主的議價能力。

為什麼需要填海、為什麼是1700公頃、為什麼是東大嶼？政府尚未給公眾一個有力說法，以上純屬猜測，政府應開誠布公，向市民詳細交代。

東大嶼填海值得做嗎？

一個項目是否值得做，要看內在回報率。但這項目太宏大、時間太長、變數太多，要計及對經濟的貢獻；填海成本又受海沙、工人價格浮動影響，還有超支，其實難以知道是否值得做。但政府是有責任計這條數，與其他選項比較，拿出論據和論述來說服公眾。這些材料至今未見。

超支問題一直困擾香港基建，近來愈發嚴重，納稅人身受其害。如果說5000億元能將整個項目擺平，攤開15年支付，不計折現，每年只是300多億元，看來是可負擔的。但如果計及超支至8000億至1萬億元，甚至有坊間工程師說1.5萬億元，每年就要負擔700億到1000億元。特首說本來每年已經花掉1000多億元起基建，舊基建完成後，新項目只是延續以往每年1000多億元。

若香港經濟繼續向好，當然可以承受；但經濟轉壞，賣地收入及稅收下降，基建的花費又不能不支付，就需要用掉儲備或削減其他項目如醫療、社福、教育的開支（或使其增長較緩慢），每年都有的幾百億「派糖」無了。這不是無機會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數年就是經驗。相比基建開支，坊間大力爭取的全民退保，原來一年只比原有制度多約500億元的開支。

獨裁政府的錢向哪裏流，顯示統治者對社會福祉和個人利益的衡量，其中包括統治者的政治經濟觀點，也可能包括其個人欲望，如穩固個人政府地位或日後免被清算等。

無論如何，「明日大嶼」的政策選擇，與林鄭一直強調的解決短期房屋問題的政策目標，並不相符。

 （本文載於 2018年10月16日 《明報》）

諮詢的意義

土地大辯論進入白熱化階段。近日有行政會議成員出來批評諮詢過程，本來民間團體與政府的對立，演變成建制內部自我撕裂。對於讀公共行政的人來說，怎樣做諮詢是個有趣的議題：首先，這次是「真諮詢」還是「假諮詢」？第二，諮詢方向及議題是否正確？第三，諮詢能否凝聚共識？

真諮詢與假諮詢

我早在今年5月28日now電視台的《時事全方位》便說，今次諮詢是否能真正反映民意，已不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土供組）可以控制的事。就當他們真心希望收集意見、反映民意，政策是否反映民意，得看執行的一方，即政府本身。

諮詢做法可以有三：一是「真諮詢」，市民說什麼，如實反映；二是「假諮詢」，市民說什麼都好，政府意志凌駕人民，說政府的意見就是市民意見，很多民粹政府都是這個套路；三是「不諮詢」，好處是快、果斷，立刻實行。

諮詢不等同民主，不少獨裁政體也有諮詢，有所謂「諮詢式獨裁」。諮詢是一個方式，大家把題目攤出來，在不用利益條件交換、威脅和權力壓迫下嘗試說服其他人某個做法是好的；但是否獨裁，得看最後決策者的做法。民主不一定有諮詢：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不經討論和申述過程的民主可以是完全沒有諮詢的。

我不清楚「假諮詢」和「不諮詢」哪樣較差。「假諮詢」讓民間聲音百花齊放，令大家得到討論空間。萬一不能對結果造成任何影響，也能反映政府的不足，提醒政府修正。「真諮詢」不一定比「不諮詢」好，這要看議題種類，事實上大部分政府決策都不會諮詢。在代議民主政體，四年一度選舉後，很多決定交由執政者處理，選民不服下屆報仇，所以也不會事事諮詢，這樣效率很低。

特首親毁諮詢

香港是獨裁政體，本來就不對「真諮詢」寄予厚望。可是，當大小團體仍繼續舉辦論壇、土供組仍在擺街站，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先發制人，率先說支持填海。

首先，林太是公務員出身，最叻走程序。雖然大家都知道事情是不會有共識了，但諮詢期9月底才完結，資料分析整合需時，黃遠輝說12月出報告仍太趕急。林太不待程序走完，就話要填海，土供組一干人等，何等尷尬。

第二，填海是長遠發展計劃，要等三五七年，實在不差那三數個月去落實。

第三，諮詢文件裏的填海計劃，除了馬料水外大部分與住屋無關，是創科、基建、數據庫等用地，雙方並無配合。

即便這已經赤裸裸地成了「假諮詢」，我不會說這個諮詢完全無用，最少民間團體好像樂此不疲；市民通過土供組的努力，也好像明白了多一點，可以參與其中。諮詢的過程比結果更有意義。

諮詢公眾什麼

去到應該諮詢哪個議題，行會成員及行內人大發牢騷，他們說黃遠輝領導無方、辦事不力。本來諮詢方向應是：大家想要一個怎樣的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人才匯聚，走新加坡路線？那便要更多住宅及商業地。工業回流？那便要更多工業地。要有更多休閒設施讓市民透透氣？那就要更多休憩及康樂用地。大眾願景各不同，有人要保留世界一級的郊野公園，這樣在開發土地上會受限；有些人認為經濟發展慢一點不要緊，甚至想閉關鎖港，不介意拿着低微工資悠悠慢活，這是另一種想法。知道了需求，才知道需要幾多土地。現在最少1200公頃土地都是根據需求假設推算，沒有問過市民這些假設對不對。問了市民，可能需要的不是1200公頃，而是1500甚至2000公頃了。

批評者又說：黃遠輝不諮詢大方向，而是諮詢用哪個選項、用哪一塊地發展，觸動了不少利益團體的神經，撥動了地區主義。大家都不願家園旁邊的地被用來建樓，於是紛紛劍指與自己無關的土地。商界就非常不滿討論使高球場受攻擊，變成仇富標誌，陳百祥也要被迫承認可以犧牲一部分發展。強調住屋「貴、細、擠」，令眾人都在搵箭靶，而不是攜手創造美好香港，共識自然更難形成。他們認為如果諮詢的方向做得好，就不會弄致這個田地。

但我想幫黃遠輝辯護一下。根據《香港2030＋》時間線，研究土地需求是早在2015年時由專家小組做的，在2018年公布結果，所以2018年的諮詢無理由再回去專家已有答案的題目。所以要歸咎的話，就要早早問，政府何以決定哪部分需要公眾參與、哪部分諮詢專家。

諮詢結果不代表我

除了諮詢方向，諮詢方法也備受批評。有小組成員私底下跟我說，用「點心紙」的方法這樣落區做諮詢，「個腦未生埋」，笑得我揑着肚皮飲水也從口中噴出來。可怕是這個他們反對的方法，明明是這些人自己開會傾出來，然後他們仍在落區，跟市民說着違心的說話。

方法學上，這樣的諮詢使持極端意見的人被動員去參與，中間意見不那麼大的市民參與較少、比重較低，出來的結果也許會偏頗。事實上將眾人的意見疊加有很多方法，不同方法就會得出不同結果，在意見各走極端時諮詢市民的喜好實在意義不大。而且100個人就有101種意見，企圖將不同意見黏合成為「公共意志」，結果是「公共意志」不代表任何人，只有綑綁，沒有共識。

行內人都需要花氣力去了解的經濟、工程、規劃等資訊，竟然妄想市民看了幾塊壁報板就會有明智的答案，又或者一廂情願認為那80頁諮詢文件會有市民花時間看。土供組成員劉振江在電視節目也承認，委員開了10多次會、用了很多個月，才把東西搞明白，一般去街市買菜的市民又會短時間內搞得通嗎？

他們蒐集資料的方法為人詬病，例如反對增加土地供應者，如填不夠1200公頃，意見就會抽起不計，另外處理。雖然我不認同反對者的看法，但龍門擺得出來就要讓人射。小組雖說自己無前設，但有成員利用自己工作的組織和媒體不斷宣揚政府的看法。官員不能說政府無立場但發表個人意見，土供組的人如果要避嫌，其實也不應用自己的機構去幫政府推銷，而是做好推廣諮詢活動、發布信息，及整合意見的角色。

（本文載於 2018年8月7日 《明報》）

議員被DQ 不如選人大

(本文已於2017年7月19日 蘋果日報刊登，本文為長版）

上星期，港區人大常委的選民登記已在上環默默進行，有公民黨成員已先拔頭籌成為本屆全香港首位登記者，幾天後就發生了DQ事件。人大選舉，除了在保皇的圈子裡，好像從來都不關香港人事。泛民也是冷處理，有時有小貓三四隻去參選，例如上屆司馬文就曾經選過。冷待的原因，是根本無影響力，搞來也嘥氣。某泛民議員說，泛民可能的影響，是人大最末幾席，除此之外，根本無用。聽起來，真像「抗爭無用、行禮如儀」的論調。

沒在九七死去，也沒活過今朝

《香港製造》上映時我得幾歲，連戲院都未入過。中國收番香港20年，戲院再上，人大了看，別有滋味。20年的轉變那麼大，電影展露的議題仍息息相關。經歷時代沖刷，這套當年差點不能上映的電影，歷久常新，散發光芒。

在後生的時候死去，可以永遠後生

《香港製造》表面主題固然是「青春之痛」。開場時，女學生已飄著綠白格仔的校裙，一躍而下，一地是血。我們這個時代，比97更熟悉甚麼是學生自殺。青春的迷惘和痛苦是任何年代都有之事，男主角中秋後來也以自己的方式自殺了，但好像只有我們這個年代特別擔心他們。他自殺之前，走去天臺，說終於明白，是甚麼可以迫到人走投無路；卻又踱回來，死到臨頭難有勇氣。自願死亡很困難，卻又那麼多人去死。

泛民勿做曾俊華的如花

政治評論員黎則奮說：「從民調的細緻分析，自發支持曾俊華的民眾，其實是支持雨傘運動的大衆，基本上是年輕、中產和教育水平高的社群，在某個意義上，可說是雨傘運動的延續，也是在泛民群龍無首沒有領導下的群眾選擇。」實在，著名的傘運參與者劉細良也落力「賣薯」。不過，傘運中堅份子如學聯、大學生、一眾進步民主派及自決派，他們反對小圈子，提倡白票。

為了解決這個迷思，本文會以光譜論，參考中文大學傘運的民調數據（2014年12月份），及港大民調最新的《2017特首選舉滾動調查》[1]，了解誰是曾俊華支持者。

光譜論的假設是政治取態只有一維，由親共到反共，市民不會忽然從極左變成極右。有人會質疑為甚麼三位候選人的排列是 「林鄭月娥>曾俊華>胡國興」，那是就各人政綱在政治上的開明程度，特別是政改及23條的取態排列[2]。

 

「民主300＋」花落「薯」家

(本文已於2017年3月20日 明報刊登）

今晚是「民主300＋」的最後大會，將會決定「300＋」的投票取向。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是：一、「300＋」能否成功綑綁投票；二、「300＋」的投票取向為何。對於「300＋」及民主派來說，第三個問題是投票取向的論述為何。

綑綁失敗因光譜遼闊  

「300＋」成立之時，沒說過一定要綑綁才加入，但宣傳時令市民覺得他們會綑綁投票守護香港，所以綑綁是合理期望。其實「300＋」在上一次開會後已宣布會團結和集中票源給最高民望候選人，並以「特首民間公投」作為最重要參考。

對於這個決定，有個別選委認為發表時機過早，自己仍未與選民充分溝通；有選委則投訴決議只由核心小組決定，開會只是門面工夫，處於外圍的選委無法參與決策。不滿者有支持胡國興也有支持曾俊華的，所以這不是投票取態，而是民主過程的問題。

我3月8日的文章〈「民主300＋」非民主派〉（《明報》）已說明「300＋」光譜裏有幾種人，願意綑綁的主要為溫和泛民和一些中間派；不願意綑綁的有兩種，一個極端是開明建制派和業界利益，另一個極端是進步泛民。

「民主300＋」非民主派

(本文已於2017年3月8日 明報刊登）

特首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從提名期到現在，有很多聲音以「泛民」或「民主派」統稱「民主300＋」的一干選委，說如果做錯決定以後「民主派」無得翻身。另外有人說如果「民主派」就這樣「棄械」奔向建制，以後民主運動不知何去何從。

「民主300＋」不代表市民

聽了馬嶽教授在社福論壇的一番話及其訪問，他說得精準，「300＋」是特權階級，是小圈子選舉的產物，他沒有投票，不要代表他，不要代表全港市民，不要假戲真做。他看通了「300＋」的本質，其構成和內涵乃至當中的人物，非全然民主。

首先，「300＋」由「專業議政」牽頭，但「專業議政」的李國麟和梁繼昌都不是民主派。「300＋」競選時最重要的政綱是「踢走梁振英」，與某些開明建制派的想法類同，至於「反對8．31」是比較偏泛民的政綱。

不過政綱還政綱，人選是另一回事。「300＋」某些界別有明顯的中間派及潛在的開明建制派，例如有與左報過從甚密的反佔中選委，雖然佔非常少數，但存在。有部分選委着眼業界利益，對討論民主的興趣較少，不覺得民主是議程之一，只着重選出他們屬意的候選人。當然也有由民主黨到公民黨光譜的溫和泛民；某些界別有個別激進民主派，屬少數。

這個構成與以全港市民為本的民主派的理解不同，比起「300＋」，前者有更多激進泛民和自決派，中間派如李國麟和梁繼昌不會納入其中。「民主派」的意思是在政治議題上能大致估計其取態，選民可以放心讓他們代表。選委是小圈子選舉，選民基礎傾斜，「300＋」不完全是民主派，因此馬教授說泛民在這次選舉應有自己的代表非常合理。現在的問題是民主派被「300＋」代表了，但「300＋」不是傳統理解的民主派。

中間派都算了，有選民問為什麼會有建制派選了進去？說來話長。「300＋」吸納隊伍時篩選寬鬆，靠「界別守門人」「識別忠奸」，有些「界別守門人」因為界別問題或私怨將「深黃」的人篩走。跟泛民老政黨有密切關係的人說，某開明建制派人是泛民大黨的立法會前議員引薦的，所以雖然反佔中，也讓他入隊。最有趣的是，佔中領軍級人物根本在報名前已知悉，但選擇沉默，讓一個反佔中的人沾着傘運領袖的光環低票選上，整件事根本是泛民系統默許與應允發生的事，極度弔詭。還有人在加入「300＋」時問，隊名裏可否刪去「民主」兩個字、政綱裏可否無「民主」兩個字等等。但這些人「300＋」照吸納。

葉劉鎅票論之謬誤

(本文已於2017年2月6日 蘋果日報網上論壇刊登）

坊間很多人都提議提名葉劉入閘，此篇純以博奕角度分析究竟提名葉劉有無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