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於2017年10月14日 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發佈，本文為修改版）
搬出來住，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選擇。搬出來前一晚，零晨三時還在醫院驗傷，我已經是家裡最後一個搬走的人，其他人早已走清光，我比他們還捱多了好幾年。搬出來的一刻，地方雖小，租金不便宜，但我終於獲得了自由，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那是我十幾年以來過得比較開心的時間。我曾被很多人批評，年輕人應該在家裡住，多儲點錢，不應該要求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對於不明所以的人，我不以為然。
這些問題不是獨獨只有我面對的，有一位朋友跟別人合租私樓，月租1萬6千元，他付7千元，問他為何不回家住。原來小時候，他爸爸會因為與他無關的事，將他吊起來打四五個小時，他的妹妹已經不再回家。所謂相見好，同住難，為了維持仍然可見面的關係，寧願交租也不回家住。土地問題，令良好家庭關係成了某些人奢侈品。有一個朋友是大學畢業生，跟屋企人不咬弦，問我一個床位幾錢租。我說，床位的條件很差也不安全，一個單身女子真的不要去住。
就算已晉身專業人士的青年也面對同樣問題。有位朋友是執業會計師，已是經理級，竟然非常羨慕我。原因是家裡6個大人住在200多呎私樓，整天沸沸揚揚永無寧日，家庭和睦但完全無私人空間，4個人迫在一間房裡睡，公司放假還被質問為何留在家中。後來樓換樓搬大50呎，她需為家人供款。我想她要自己出來住是絕對住得起的，但捨不得。還有一位大律師朋友，已經上了軌道，每月賺六位數，不用學林作轉行了。早前聽她說返工太遠，想搬出來，但沒有動身。問她為何，她說：「律師樓已經要交一份租，我不想交兩份租」。
租金和樓價升得太高，青年空間備受壓縮，我們沒有辦法用合理成本換取合理生活空間。10年前，300呎的樓月租只是 $6000，現在升了一倍有多，但25-34歲青年的入息中位數只是升了六成，即是說我們負擔更大，或者只能壓縮生活空間。
上一代經常覺得是我們的問題，但這是時代問題，世代問題，社會結構問題。有一位同事是大學文員，他是60後，雖然人工相對其他工種不高，但收入穩定，當年買樓容易，現在層樓已值一千萬。另一位大學同事是講師，收入比文員高，比文員同事遲了10年入行，也在差不多年紀買樓，講師首期40幾萬，現在樓價大約500萬，但樓齡舊，常常漏水，如果早十年入行，層樓可以是一千萬。
他們都不用靠父母，去到我們這代，不靠父幹，很難。有位律師朋友剛買了1200萬的樓，母親給了他600萬首期。本來他跟媽媽關係極差，他說這600萬買回了親情。在大學校園，有同學已經談論誰的媽媽Year 2已幫他買樓了。只是幾年前，大學時代同學只是炒炒股票，還未去到講買樓的，然後畢業時樓價已經很高，到儲到錢時樓價對於正常青年來說已經是天價了。根據統計數字，超過8成青年主要職業月入少過 $25000，如果不是靠父幹，不是排公屋買居屋，安居置業與這些青年無關。
特首現在說有首置樓。入息上限單人是$34000，家庭是$68000。單人來說，一個人出去租樓都一萬幾千，佔收入三分一以上，所以$34000的上限是可以的，但對家庭來講，兩公婆搵6萬多元租樓買樓綽綽有餘，壓力測試可以通過，政府應該多幫助收入較少的人。建首置屋不如建居屋，起碼能幫助收入較低的人但不符合公屋資格的人。
擴大綠置居更不公平。有些人住公屋，兩個人月入$86000，三人家庭$110000都不是超級富戶，不用遷出，在公屋交雙倍租的租金比一間劏房還要便宜，之後可以用綠表身分用百多二百萬就買到樓。原來只要有過公屋身分，就可以千多兩千元住公屋，再平做業主。本身建公屋的地變了綠置居，如果擴大綠置居後令更多公屋家庭以各種理由成功分戶[1]，在排隊時已能獲得兩個綠表身分，未來排公屋的人可能又要排更久。
青年的願望未必是置業，我們只想以合理價錢換取合理空間。上一代人享有天時地利，生於經濟爆炸向上的年代，人工一年加百分之十幾二十，普普通通地成家立室，買樓結婚，就已經可以置富。年輕人的苦況是，在大富翁遊戲行了100圈後才加入戰團，版圖上酒店林立，每行一步都要交租給過路錢。當「父幹」越來越重要，努力就顯得無用，普通家境的青年希望就越少。全球競爭加劇，工作更彈性更不穩定，不只是本港青年，更是全球青年面對的問題。我們跟上一代一樣，努力上進，只是生不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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