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講咩話同發達有關

 

早前與Ben Sir歐陽偉豪及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家劉擇明在香港電台31台拍了一集《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講述語言學的種種。香港粵語研究的圈子細，Ben Sir除了在大眾媒介為人所認識外，以往也活躍於粵語學術界；劉擇明博學多才，通曉多種外語，與同道策劃及推動多項粵語粵文計劃。兩位在各個渠道推廣粵語不遺餘力，小妹獲益良多。

語言影響認知？

有語言學理論認為語言影響認知，根據劉擇明的說法，這假設叫Sapir-Whorf Hypothesis。舉例說，俄羅斯語中有不同的詞語代表「深藍」和「淺藍」兩種顏色，而不是粵語中用深淺再細分，因此俄羅斯人對分辨藍色中的細微顏色變化，比其他人敏銳。劉擇明說，普通話中有「您」，粵語沒有，所以說粵語時覺得較平等；他也通曉日語，由於日語超多敬語，所以說日語時自覺較虛偽。

關於語言能否影響認知，是語言學和認知學的難題，似乎也未有定案。但如果語言真能影響認知，而人一生又不斷使用某幾種語言，潛移默化下，這些語言也影響着人的認知和思想，甚至影響人的行為。其實，除了語言學界，也有經濟學家「踩過界」，以數據及科學方法做相關的研究，以下討論一篇語言怎樣影響人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的學術論文。

英文文法中是有時態（tense）的，如「現在式」、「將來式」等等，中文沒有。例如中文說「明天下雨」，英文則要說「It will rain tomorrow」。中文不一定要加上未來時態的詞語，但英文要分時態，迫使你說英文時想清楚究竟事情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發生。對於母語是中文的香港人，以英語談及過去的事情時動詞忘記「加-ed」，是常犯的語法錯誤。

因此，說英語的人有可能對「現在」和「未來」的觀感與說中文的人不同。一個有趣的假設是，說英語時人要把現在和未來割裂，這使人覺得「未來」遙遠一些，因此說英語的人比較不願意為了顧及遙遠的未來，而放棄今天的享受。換句話說，他們較傾向今朝有酒今朝醉，儲蓄會較少。

未來式語法令人減少儲錢

驗證上述假設不容易，因為一個人的母語是什麼，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例如他的出生地、種族、社會階層等，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這個人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因此當我們見到中國人的儲蓄較高，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提倡節儉，並不一定和他說的中文有直接關係。

為解決這個問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行為經濟學者Keith Chen根據語言學的文獻，把世界的主要語言分為「強未來時間表述」（strong future-time reference）和「弱未來時間表述」（weak future-time reference）兩類。強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英語）在語法須標明未來事件，弱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中文）則毋須標明。

Keith Chen先找出多過一種常用母語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有人以英語為母語，也有人以華語為母語。然後，他找出外在條件（如年齡、性別、家庭背景、宗教背景、教育程度、收入等）一樣，但母語不一樣的人（統計學上以控制變量的方法達成），就可以撇除較多國家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專注比較語言的影響，從而比較語言怎樣影響儲蓄行為。

結果發現，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中文）使用者比強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英語）的使用者，在任何一年有儲蓄行為的概率平均高約30%，他們退休時的資產平均高約40%。除此以外，由於他們更關注未來，他們吸煙的機會小約25%，常做運動的機會多約30%，癡肥的機會小13%。這些分別實在巨大！

語言與經濟發展

上面提出，語言影響一地人口儲蓄多少；而儲蓄會轉變為投資，投資累積資本，資本增加產出，帶動收入，經濟因而得到發展。「強未來時間表述」和「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主導的國家，平均儲蓄率相差達約6個百分點。舉例說，說中文的地方儲蓄率都較高。在歐美，德語系統偏向弱未來時間表述，德國和奧地利的儲蓄在歐盟中名列前茅。英語雖然和德語屬同一語言系統，但英語卻是例外，文法上須標明未來事件，英美的儲蓄恰巧都很低。拉丁語系的語言，大部分是強未來時間表述，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都躋身「歐豬」之列，其儲蓄率低借貸高。

不過，研究結果只是平均而言，如果單單考慮個別國家情况，就很容易找到違背「語言結構論」的例子。例如韓文和俄文語法上都要註明現在或將來，但韓俄兩國的儲蓄率都很高。此外，美國雖然儲蓄率低，但經濟力量強大。

再拉開點說，這觸及社會科學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生活富庶，有些國家人民生活不能溫飽。就當單一理論正確，也只可以解釋世界現象一小部分的影響，須結合其他理論去理解其餘未被解釋的部分。

很多學者已經提出過不少理論解答這個難題，例如Jared Diamond在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提出氣候和大陸板塊位置等環境因素，決定了很多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東西向的歐亞大陸令人口、科技（如農業）和疾病易於流動，所以當地人科技水平較高，而且適應疾病傳播，反之南北向的南北美洲不利人口和科技交流，最後由歐洲探險家帶來的流行病導致美洲土著大量死亡。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在著作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提出，制度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包容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有利創新和管治，掠奪性的制度摧毁投資和創新的誘因，不利發展。

以上介紹的是經濟學者「踩過界」去探討語言學有關的問題，因此上述關於語言學的觀點未必準確，甚至有爭議。這說明了每個學科「一入侯門深似海」，要在一門學科的小領域有些心得已不容易，更何况要把一門學問套用在跨學科的討論，但有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趣味。

語言學的事，在香港電台短短52分鐘的節目很難全部闡述，在這裏只討論一小部分，想聽語言學家說關於語言學的事，可以看看即將播出的《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

參考資料：

． Acemoglu, Daron and Robinson, James A.（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 Chen, Keith（2013）''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690-731.

． Diamond, Jared M.（2005）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本文載於 2020年8月18日 《明報》）

自由萬歲

香港連續24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很多經濟右派會用自由主義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擋箭牌。這些人可以是基於功利及自己的階級利益說「自由主義」，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不諳淵源，沒有讀通，也不真正了解。

西方學界早就有很多自由主義左翼的討論，近年香港及中國大陸也掀起講自由主義左翼的紛圍。香港的代表很自然會想起周保松，他以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作基礎去論述自由主義。另一位是香港作家陳冠中先生，他自稱「自由主義左翼中道」。在＜新左翼自由思潮的圖景＞的訪問他提出＜新左翼＞的四點主張。與周保松不同，他不以公理(axiom)作起點論述，而是靠向杜威(John Dewey) 那種從歷史實證中歸立論據的做法。

他坦白說以前是一名「左仔」，後來發現現世真的行不通，思前想後才「被迫」成為自由主義左翼。事實上自由主義左翼並不受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等歡迎。

7月4日的《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自由萬歲》請來資深經濟學家王于漸教授，他是少數把自由主義的哲學讀通的自由經濟學者，由他與陳冠中為自由主義左右翼表述和討論可說當之無愧。兩位雖分屬左右各方，但都同意以社會及歷史實證找尋改善制度的主張，而非從公理或基本原理 (first principle) 去演繹主張。王于漸表示這個方法使主張比較實際及貼近現實，不會過於理想法而無法實行。

坊間討論自主義都是左膠圍爐，右派通常直接論及制度及政策，不討論理論及哲學，因此這次討論促成左右派的討論具有重要意義。順帶一提，兩位同年生於上海，同讀九龍華仁書院，是上下一屆的學長學弟，闊別多年各走各路後再在港台重逢，也是緣份。

保守派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很喜歡道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亞當斯密來支持他們不干預市場和「市場大晒」的保守論點。但亞當斯密其實是一個激進派，甚至有些討論說他是當時的左派。所謂「左」，是改革和衝擊建制的意思。他看不過眼當時皇權過大，把經濟活動全控制，只有貴族才可參與營商，其他階級的人卻缺乏在自由市場競爭、提供技能的上流機會，於是攻擊當時流行的思想和制度，並提出了一系列大膽主張和改革，亞當斯密的偉大之處在於此。

大家可能誤用亞當斯密的地方很多，例如他沒有認為政府不應收稅。他認為政府提供國防、公義及基建，對於維持市場經濟很重要，市場經濟得以發展令公共開支變得可負擔。那些有產者受惠於政府的產權保障，應繳更高的稅項。他雖認為市場分工有其好處，但分工使人不斷重複微細斬件式的工作，失卻大局觀，磨蝕心靈。因此他提倡普及教育以作精神退化的解毒劑，培養公民的政治判斷。他也認為社會需要幫助窮人。

亞當斯密是古典自由主義學派，著重反對政府權力過大，窒礙市場運作，隨後有些自由主義者，提出工業資本主義令部分參與者有壟斷性權力，經濟上對工廠、鐵路、天然資源的控制，同時敗壞政治，操控媒體，打擊小眾。這個反撲與其他左翼思潮混合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如社會自由主義，可見自由主義吸收不同時代精華發展出不同的面相。

陳冠中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兩個誤區，一是太受新自由經濟學派主導，二是太強調個人而忽略社會及集體。歷史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支持奴隸制，但現今已不適用，顯示自由主義有隨時代進化。

但無論是自由主義的哪個門派，其核心理念不離初衷 — — 人生而自由。

貿易‧戰爭？

《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新一集的題目是《貿易‧戰爭？》，既有國際間熱烈談論的貿易戰時事，亦邀請了專攻貿易理論的專家來做學術講解。

題目很吊詭，有說到現在都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世界貿易變得更緊密；一旦打仗，大家都輸。文明時代囤積兵器和核武，目的是用來震懾他國和談判，不是真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甚至提出 “ Golden Arch Theory”，斷言任何兩個有麥當勞快餐店的國家，都不會發動大規模戰爭，因為戰爭摧毀貿易的代價太大了。

戰爭變成了大家貿易上的「揸頸就命」，大家出口甚麼，入口甚麼，收多少關稅成了如兵器一樣的談判棋子。傳統的貿易模式令禁運的利害計算較簡單，當世界貿易進情發展到全球價值鏈，「大家藤㨢瓜瓜㨢藤」，難而獨善其身。

傳統貿易理論當然要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模型 ，各國投資自身俱備優勢的產業，如英國出口紡織品，葡萄牙出口紅酒，英國的國民就不必生產紅酒，入口葡萄牙的紅酒因為規模經濟及市場擴大，比英國本土製造的更便宜更好喝。

1820年工業革命，蒸氣機的發明，令運送貨物的成本大幅下降，令現今的發達國家靠著工業起飛，財富份額由佔全球約五分之一躍升到1990年的約70%。

但這種傳統貿易模型受到挑戰，美國出口汽車到日本，日本又出口汽車到美國，為甚麼大家不買本土製造的汽車，省下運來運去的成本？美國的汽車和日本的在設計上、馬力上，給用家的體驗不同，所以還是有日本人買美國車，美國人買日本車。情況如中國只生產黑色原子筆，越南製造藍色原子筆，泰國生產紅色原子筆，想要不同顏色還是會從不同國家入口。(無巧不成話，提出上述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 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近年也熱衷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更因為經常被公眾錯認為Thomas Friedman而感到苦惱)。

全球價值鏈的誕生扭轉了舊有模式，一部電話，芯片可以由英美進口，螢幕是日本的，記憶體是韓國的，在中國裝嵌好了才將製成品出口別國，結果電話流到世界各地。在這個模式下，運輸成本必需更低，才能令這個模式有利可圖。經濟學有個類比，叫「冰山運輸成本」(iceberg cost)：將一塊冰山，從一國拖到另一國，慢慢地就會溶掉，到達目的地時只剩下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越多，運輸成本越低。

另外，運輸成本低有利規模經濟。遠程運輸成本降低，貨物就能出口至全世界而不止鄰國，有助擴大市場，市場大客源多，規模經濟更有效，每件貨物的平均成本較低，更加促進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最後就是關稅貿易協定。一戰後世界曾經歷一段保護主義的時期，及後關稅才再度下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使國家之間多了零關稅協定，低關稅使出入口成本更低，有利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數據顯示，發達國家的關稅比發展中國家整體為低，發達國之間的貿易比發達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更多，有批評指世界貿易組織裡面的游說都對發達國家較有利。

無論如何，從經濟學層面，貿易壁壘越少，對人類整體得益越大，問題只是全球化製造了贏家和輸家，贏家所獲得的比輸家輸的多，但輸家白受罪，得不到補償，才令反全球化成為浪潮。

例如美國的鋼鐵工人，鋼鐵廠關掉令幾萬人無工可做，理論上如果市場是有效率他們可以轉工，但他們的專長非做其他工作，除了過渡期的不適，他們也會因在其他範疇沒有技術而工資大削。人的一生只有幾十年，若退休前十年這樣被裁，就算再培訓也無補於事，對他們來說是莫大打擊。全球化的衝擊在於分配，福利制度、財富轉移和再培訓的責任並不在全球化，而在政府身上，要令國民在全球化裡得益繼而得到幸福是政府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