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已於2014年8月1日 明報刊登)
曾鈺成批評中央政策組淪為民意調查機構,是「Central Polling Unit」不是「Central Policy Unit」,而香港也沒有高質素智庫輔助施政。筆者在英國修讀政策研究,做過智庫,深表認同,香港的政策研究質素低下不是第一天的事,在回歸後每況愈下,現在更是慘不忍睹。
圖片摘自已關門大吉的《主場新聞》
循證為本 vs 意見主導
英國的政策研究循證為本(evidence-based) 。一九九七年貝理雅當選,新工黨公開承諾會擺脫意識形態的指導,改革強調務實和策略,定下長遠計劃,決心令施政更現代化,以客觀證據為依據,制訂更好的公共服務,那就是公認循證為本的開始。循證為本的概念來自循證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凡事看證據,以可獲得的最佳證據來制定政策。
港府則沿用舊式的意見主導(opinion based) 方法,選擇性地使用證據,或選擇性地採用意見領袖、團體未經考驗的觀點來支持自己施政。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政府想推政策時就說外國也有類似例子。新加坡填海,香港也要填海,新加坡輸入移民,香港也要移民,新加坡八成多房屋是資助公營房屋,環境很好,間隔寬敞,卻又不學。外國閒閒地幾百個電視頻道,公共商業民間百花齊放,政府卻多發一個免費電視牌也不肯。政策移植(policy transplant) 或政策轉移(Policy transfer)是學院裡很大的課題,不是隨便舉幾個例子,喜歡就抄,不喜歡就算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