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講咩話同發達有關

 

早前與Ben Sir歐陽偉豪及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家劉擇明在香港電台31台拍了一集《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講述語言學的種種。香港粵語研究的圈子細，Ben Sir除了在大眾媒介為人所認識外，以往也活躍於粵語學術界；劉擇明博學多才，通曉多種外語，與同道策劃及推動多項粵語粵文計劃。兩位在各個渠道推廣粵語不遺餘力，小妹獲益良多。

語言影響認知？

有語言學理論認為語言影響認知，根據劉擇明的說法，這假設叫Sapir-Whorf Hypothesis。舉例說，俄羅斯語中有不同的詞語代表「深藍」和「淺藍」兩種顏色，而不是粵語中用深淺再細分，因此俄羅斯人對分辨藍色中的細微顏色變化，比其他人敏銳。劉擇明說，普通話中有「您」，粵語沒有，所以說粵語時覺得較平等；他也通曉日語，由於日語超多敬語，所以說日語時自覺較虛偽。

關於語言能否影響認知，是語言學和認知學的難題，似乎也未有定案。但如果語言真能影響認知，而人一生又不斷使用某幾種語言，潛移默化下，這些語言也影響着人的認知和思想，甚至影響人的行為。其實，除了語言學界，也有經濟學家「踩過界」，以數據及科學方法做相關的研究，以下討論一篇語言怎樣影響人的消費和儲蓄行為的學術論文。

英文文法中是有時態（tense）的，如「現在式」、「將來式」等等，中文沒有。例如中文說「明天下雨」，英文則要說「It will rain tomorrow」。中文不一定要加上未來時態的詞語，但英文要分時態，迫使你說英文時想清楚究竟事情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發生。對於母語是中文的香港人，以英語談及過去的事情時動詞忘記「加-ed」，是常犯的語法錯誤。

因此，說英語的人有可能對「現在」和「未來」的觀感與說中文的人不同。一個有趣的假設是，說英語時人要把現在和未來割裂，這使人覺得「未來」遙遠一些，因此說英語的人比較不願意為了顧及遙遠的未來，而放棄今天的享受。換句話說，他們較傾向今朝有酒今朝醉，儲蓄會較少。

未來式語法令人減少儲錢

驗證上述假設不容易，因為一個人的母語是什麼，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例如他的出生地、種族、社會階層等，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這個人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因此當我們見到中國人的儲蓄較高，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提倡節儉，並不一定和他說的中文有直接關係。

為解決這個問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行為經濟學者Keith Chen根據語言學的文獻，把世界的主要語言分為「強未來時間表述」（strong future-time reference）和「弱未來時間表述」（weak future-time reference）兩類。強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英語）在語法須標明未來事件，弱未來時間表述的語言（如中文）則毋須標明。

Keith Chen先找出多過一種常用母語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有人以英語為母語，也有人以華語為母語。然後，他找出外在條件（如年齡、性別、家庭背景、宗教背景、教育程度、收入等）一樣，但母語不一樣的人（統計學上以控制變量的方法達成），就可以撇除較多國家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專注比較語言的影響，從而比較語言怎樣影響儲蓄行為。

結果發現，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中文）使用者比強未來時間表述語言（如英語）的使用者，在任何一年有儲蓄行為的概率平均高約30%，他們退休時的資產平均高約40%。除此以外，由於他們更關注未來，他們吸煙的機會小約25%，常做運動的機會多約30%，癡肥的機會小13%。這些分別實在巨大！

語言與經濟發展

上面提出，語言影響一地人口儲蓄多少；而儲蓄會轉變為投資，投資累積資本，資本增加產出，帶動收入，經濟因而得到發展。「強未來時間表述」和「弱未來時間表述」語言主導的國家，平均儲蓄率相差達約6個百分點。舉例說，說中文的地方儲蓄率都較高。在歐美，德語系統偏向弱未來時間表述，德國和奧地利的儲蓄在歐盟中名列前茅。英語雖然和德語屬同一語言系統，但英語卻是例外，文法上須標明未來事件，英美的儲蓄恰巧都很低。拉丁語系的語言，大部分是強未來時間表述，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都躋身「歐豬」之列，其儲蓄率低借貸高。

不過，研究結果只是平均而言，如果單單考慮個別國家情况，就很容易找到違背「語言結構論」的例子。例如韓文和俄文語法上都要註明現在或將來，但韓俄兩國的儲蓄率都很高。此外，美國雖然儲蓄率低，但經濟力量強大。

再拉開點說，這觸及社會科學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理解為什麼有些國家生活富庶，有些國家人民生活不能溫飽。就當單一理論正確，也只可以解釋世界現象一小部分的影響，須結合其他理論去理解其餘未被解釋的部分。

很多學者已經提出過不少理論解答這個難題，例如Jared Diamond在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提出氣候和大陸板塊位置等環境因素，決定了很多國家的命運，特別是東西向的歐亞大陸令人口、科技（如農業）和疾病易於流動，所以當地人科技水平較高，而且適應疾病傳播，反之南北向的南北美洲不利人口和科技交流，最後由歐洲探險家帶來的流行病導致美洲土著大量死亡。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在著作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提出，制度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包容性的政治經濟制度有利創新和管治，掠奪性的制度摧毁投資和創新的誘因，不利發展。

以上介紹的是經濟學者「踩過界」去探討語言學有關的問題，因此上述關於語言學的觀點未必準確，甚至有爭議。這說明了每個學科「一入侯門深似海」，要在一門學科的小領域有些心得已不容易，更何况要把一門學問套用在跨學科的討論，但有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趣味。

語言學的事，在香港電台短短52分鐘的節目很難全部闡述，在這裏只討論一小部分，想聽語言學家說關於語言學的事，可以看看即將播出的《五夜講場：學人串社科——時代擇言》。

參考資料：

． Acemoglu, Daron and Robinson, James A.（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 Chen, Keith（2013）''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690-731.

． Diamond, Jared M.（2005）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本文載於 2020年8月18日 《明報》）

修訂逃犯條例 商界再成關鍵

修訂《逃犯條例》如箭在弦，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久未發市，早前的反修例遊行近年難得一見地多人。市面形勢清晰，反對聲音大，部分建制精英也不表支持。問題是政府有沒有足夠籌碼強行通過，及要付上多少政治代價。

修訂逃犯條例 打擊「習敵人」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修訂條例？大家已識穿，台灣兇殺案是幌子，根本不是真正原因。跟第一屆特區政府的官員傾談，原來當年已經有此提議，只是官員裏面有人反對，所以一直擱着無做。大家心知肚明，通過修訂將大大打擊香港的一國兩制及國際競爭力，官員都不想通過。

來到林鄭月娥的一屆，點解會嘗試通過？首先，有機會是習近平的意思。很多「習敵人」在港定居，中共政治玩法為「一朝天子一朝臣」，當自己的派系受打壓，且暫避風頭；自己派系重新得勢，就回到權力核心裏，香港就是那幾百個「習敵人」、大貪官窩藏的地方。本身中共有一套權力分佈的規則，現在「習大大」中央集權，自然想把反對勢力剷除，所以希望通過修例。

提高最低工資 不一定增加失業率

尚有一個月左右，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就要實施了。

2019年5月1日，最低工資將由34.5提升至37.5元。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一次，由工會及僱主代表在談判桌定下新的最低工資。自2013年起，每次都是加2元，除了2015年加了2.5元。今次加3元，是加幅最大的一次，達8.7%，比起綜合物價指數的升幅（5.2%），或與中低收入家庭關聯較大的甲類綜合物價指數（5.8%；註），升幅更大。

最低工資加3元 似乎稍高

可是低技術服務業工種如看更、清潔員等，他們生產力提升是有限的。市場工資反映勞工生產力，在這前提下，最低工資加幅如要貼近市場，應貼近物價升幅。假設生產力無提高，算起來，應加到36.3至36.5元，即大約2元。當然，本身兩年前的34.5元都未必是市場價格，遠離市場愈遠，效率愈低和愈多扭曲。而最低工資政策目的本身亦不是要完全跟隨市場，而是勞工權益。

財爺脫下戴了15年的金剛圈——然後呢？

財政司長公布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就像雜誌每逢秋冬要做轉季護膚專題、聖誕要做聖誕禮品專題，多年不變，千篇一律，悶出鳥來。今年的新意是：一、赤字預算；二、大灣區；三、200億元買社福舖位。幾年前去過一個學術會議，會內學者說「現在都沒有香港政治了，都是中國政治，不讀中國政治難以理解香港政治」。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大灣區殺到來，快沒有香港預算案了，都是大灣區預算案，錢都用在大灣區，光談香港的預算太微不足道了。不過民生無小事，香港以財政儲備計富可敵國，千金未散盡前還是可以講兩句。

20%預算上限的來源

雖然「理財新哲學」口號猶在，但坊間對財政司長的批評，都是無新猷、無哲學，每每運用酌情（discretion）。早年因印花稅急升得到的額外收入「從天而降」（windfall），怎樣處理，沒有一個有原則的說法；香港每年派糖多少，沒有準則，財爺喜歡就派。保留做財爺最大自主性，就是一貫「哲學」。就財政紀律而言，陳茂波在2017年就任時已經說不用把公共開支緊鎖在GDP（本地生產總值）20%內，《基本法》第107條「不是每年收支的緊箍咒，而是存在一些彈性」。

這個金剛圈到底從何而來？以預算案發言計，第一個講的，原來是2002年的梁錦松，2003年又講，2006年到唐英年上場又講，2008年到曾俊華多講一次，直到2012年再提。當年梁錦松提出，是因為特區政府遇上金融風暴、樓市大跌及SARS，經濟衰退致財政緊絀，1998至2004年公共開支佔GDP都超過了20%，但未到21%。可是，即使多年來沒有特別說明，各財政司長還是約定俗成跟住用，自願戴上金剛圈。周星馳在《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裏戴上金剛圈前的經典對白是：「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歷屆財政司長，一共戴了15年。

談收回土地與私有產權

今次土地大辯論其中一個爭拗點是收回土地還是公私合營。反對收回土地的一大原因，是不尊重私有產權。

產權包括使用權、轉移權及行使產權的權利。本來在盤古初開時，產權是靠覇佔得來，需動用武力和互相認授去保護。有了法例和政府保障，由政府提供武力和懲罰制度，就可以減少私人保護產權的成本。

城市規劃制度下的產權

古代業主擁有一塊地，理論上用來做什麼用途都可以：土地、住宅、工場、前舖後居，大概沒有分得那麼細。後來有了環境、健康、交通、排污、規劃等問題，在私人土地上任意發展可能造成界外效應，影響到其他人，構成社會成本。統治者可能會不高興業主在他的私有土地上興建某些建築物、做某些用途，慢慢就形成土地用途和規劃的制度。

在香港擁有一塊農地，並不擁有土地所有使用權，而只是擁有這塊土地作為農地的使用權，所以買回來才便宜。發展商看中當中發展潛力，才願意用較高價錢購農地。但發展商買的其實仍然是土地作為農地的使用權。土地作為住宅地的使用權，其實無拿過出來賣。

逼人賣地 侵害產權

那麼，政府用農地價錢收回土地其實有沒有侵犯私有產權呢？根據法例，收回土地必須作公共用途。在自由市場裏，任何一個私人單位，只要業主不願意賣，業主是幾多錢都可以不賣的。若政府用《收回土地條例》根據農地用途賠錢，而其實發展商不願意用這個價錢賣，是有侵害私有產權。在保障私產的情况下，發展商可以拒絕。但發展商是因為知道預期可以轉做住宅才不賣；如果農地永遠是農地，可能更低價就已經賣了。

因此，這個期望價格的問題不能解決。有了期望，一定要抬價才肯賣。以前港英政府在處理新界土地時有個工具叫「乙種換地權益書」（Letter B），作為收地的「代幣」，之後Letter B可用來在公開賣地時使用，變相是非原址換地。

政府收地有幾個問題：第一，官僚開價要經很多程序，不及在街市講價般靈活；第二，政府收地要一視同仁，不能在同一次收地開不同呎價給不同賣家；第三，政府補價有既定機制，難以如私人市場自由浮動。這些原因使政府收地困難，當你明碼實價，你在明人在暗，人人都開天索價。

Letter B強勁的地方是將講價過程變成非公開。現在給村民Letter B，再賣給發展商，Letter B的價格視乎與發展商的講價過程。這是自由市場，所以更有效率。Letter B價值也隨市價上升，保存了土地的升值在代幣裏面。當年地產商直頭開着貨車去新界打開喇叭跟村民說「收Letter B！收Letter B！」

政府已不再用Letter B收地。問官員，原因是發覺「好蝕」。用Letter B收地，再用Letter B把土地投回來，由農地變做住宅地的升值其實是Letter B原擁有者袋了，在這個角度政府是蝕了。

在「HK01」與施永青對談，他說這只是「匯率」問題，例如以前是每5平方呎被收回農地可換取2平方呎位於新界的屋地，調整「匯率」就可以解決政府蝕錢的問題。這點我不同意：出售土地的人只關心土地賣多少錢。如上面所說，Letter B只是代幣，如代幣可換到的土地減少，代幣就會貶值。如果「匯率」太差，如20對1，地主覺得地可賣更多錢，就不肯賣，結果還是談不攏，收購失敗。在私有產權制度下，不付出相應代價是不能收回土地的。

補價機制公平嗎？

為了保障私有產權，不能隨便動用收回土地條例逼人賣地；用住宅地價值收回一個農地使用權又蝕給地主。不能收購農地的使用權，就不能拿同一塊地的住宅使用權出去賣，土地就會卡在那裏沒有發展，失卻效率。

於是就有補地價機制。當想更改土地用途，地政總署帶一班測量師去估算土地作為住宅地的價值，再叫地主補價。補價是在量地那段時期建屋去賣能有20%的邊際利潤。為什麼要保障利潤？因為如果完全無利潤，就會無人肯補，不能發展。補地價機制是讓農地使用權擁有者優先獲得該土地的住宅使用權。

有左翼媒體說很多項目明明賺多過20%，這是因為計價是以測量時那個時期的價格釐定，正如兌外匯也是以兌換日價格計算一樣。及後樓市繼續升，所以才會賺多過20%。如果樓市跌，發展商也要承受賺不足20%的風險，這個角度看是公平的。至於為什麼是20%呢？是政府決定的。2008年12月前的住宅發展項目是10%，之後提升至20%，但如何決定這個數就不得而知了。這個補價機制的談判其實是相當漫長，十分無效率，但由於香港尊重私有產權，所以唯有如此。

誘發展商及撼動私有產權 二擇其一

結論是，除非願意撼動私有產權制度，否則必須利誘土地擁有者，才會願意賣出產權，發展土地。當年的Letter B因為未來發展潛力所以有價值，其實政府是付出了相應代價買回土地。現在的補價機制，發展商無利可圖就拉倒，及後再申請，再議價。

可見香港發展及解決房屋問題的方法，從來都是讓財團賺多多、市民分少少的模式進行。又要尊重產權，又要有地，唯有「益」發展商，否則大家都輸。填海就「益」工程公司，其實都類同。比起港英時代，有人現在批評制度崩壞，不能監察投標和工程，發展商和工程公司相對受益更大，納稅人蝕很多。

要市民分多一點，便要再重新分配資源，那必然會侵害私有產權。右翼自由主義者會認同收回土地是侵犯私有產權；在自由意志論者（libertarian）眼中，連徵稅都是侵害產權。各種物業稅、資產增值稅、租金管制，都是以降低產權擁有者的利潤作重新分配。本地發展商1970年代才剛進入市場，手上無地，收回土地不關他們事；現在土地囤積多年，據說農地存貨比政府手上土地還要多，當然跟政府撼過。

有人批評政府保障發展商及財團的產權比小市民及小業主多，在政治及經濟的討價還價實力角度看，其實也是意料中事。政府說要填海，是因為填海沒有搞到地主，這也是為何高球場無法收回的原因。但填海是遠水，不能救近火。新加坡立國之初便以《收地法案》（Land Acquisition Act），以貢獻國家為由，向地主「監平監賤」充公土地發展，再建組屋賣給國民，讓大部分國民有千呎房屋居住，並分享做地主的權利。很多評論常說要學新加坡模式，香港政府無膽及無能力動大地主一條毛，實在不用旨意在十年八載內學到新加坡。

（本文載於 2018年9月18日 《明報》）

新居屋增禁售期 意義不大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研究將新居屋禁售期由5年增加至10年，理據是新居屋折扣由約七成降至約五成，要防止炒樓及為免新居屋太着數，所以要延長禁售期。很多政黨表示支持，甚至有議員及個別小組委員要求永久禁止在私人市場轉售（註1）。有消息說特首對此反應正面（註2）。雖然很多人支持延長禁售期，但是他們的論點站不住腳，延長禁售期其實意義不大。

增禁售期 難打擊炒樓

2007年後發售的居屋，已不設房委會回購，持貨至第三年可於二手未補價市場讓「白居二」（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申請者購買，至第五年可補價後在自由市場出售。現在新居屋的定價機制改變，由過往根據市場定價打折，變成根據申請人入息中位數的可負擔能力定價。在最近一期居屋，根據新計法，定價將由以前通常約七折降至五二折。若樓價繼續上升，申請者入息追不上，這個折扣只會更大。

延長禁售期的支持者提出好幾個原因，一是防止炒樓。但事實上，增加私人市場禁售期是難以防止炒樓的，因為業主在第三年起已可在二手未補價市場中出售。這個二手未補價市場，理論上按市值計價。現時去地產代理睇樓，居屋會有「未補價售價」與「已補價售價」。例如××苑某單位，「售：560萬」，「居二價：350萬」。自由市場價升得愈高，「未補價售價」也會跟着升。所以如果有人買居屋是為了炒樓，在新政策下，是可以繼續在未補價市場炒的。因此，增加私人市場轉售禁售期，不能達到杜絕炒樓的政策目標。

倒轉來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表示要顧及買家的套現需要，所以不能將禁售期加太長，也是錯的，因為有了二手未補價市場已可套現。

延長禁售期的支持者提出的另一個原因，是公平。我明白一般人、房委會委員、議員都有這種想法：着數多了，自然要在另一方面加大限制，否則不公平。問題是，在現時香港的情况下，資助房屋根本供不應求，只有少數好運的申請者抽到可得資助，其餘合乎資格申請者就得不到任何資助，本來就不公平。2017及2018年居屋計劃白表中籤率只有2%及2.4%，大部分符合資格的人都無法抽中，望門興嘆。買了舊居屋的人可以話為何新居屋折扣較大，他們較小；白表申請者又可以話綠表申請人何以既可抽居屋，又可抽綠置居。在一個本來就不公平的制度，在小處堅持細微的公平，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增禁售期意義不大 又降低市場效率

資助房屋折扣降低，本身就會令業主出售的意欲減少，所以增禁售期意義不大。增加禁售期，使房屋流轉更難、效率更低，減少供應，增加空置。

根據現行規定，在私人市場出售資助房屋須補價。資助房屋落成時，出售價於市價的成數，就是業主所得折扣。譬如一個市值500萬元的居屋單位，買家只付350萬元，即打了七折。在私人市場出售，就要按出售時市價補回三成的錢給房委會。

正常情况下，在私人市場要購買一個居住的地方，須付十足市價。所以如果資助房屋業主賣掉房子，只拿回七成價值，他必須自行付出另外三成才可以找到私人市場的類似單位。

將來這個折扣會降到約五成，即是說，業主須自行付出另外五成才可搬出，這樣已經大大降低了轉售的意欲。用一個極端例子：若資助房屋是免費的，根本不會有人賣；即使不住，也會丟空。

另一個看法是，業主一天不賣，一天住在舊居屋，他是付出了七成價錢，但享受到房子十足的使用權，即賺了三成業權的居住價值。在新居屋，他賺的是五成，更加不想搬。

出售的原因，可以是想套現、買一間更大的私樓、獲得現金周轉等等。同樣，折扣愈高，出售意欲愈低。

因此，增加折扣及增加禁售期的效果是二手居屋供應更少，降低市場效率。增加折扣本來令業主更不想賣樓，然後還要再加一大堆令業主賣樓更難的限制，如禁售期，會使更多業主低效率地使用資助房屋，例如丟空。差餉物業估價署沒有統計未補價的資助房屋空置率，不知其普遍性，但將資助房屋丟空的例子，一般人也有聽說過。我認識有人有居屋不住，住在私樓，退休才搬回居屋；也有人私底下說居屋空置了，想找人暗盤租，當然未補價出租，暫時仍是犯法的。

鼓勵市民炒樓還是打擊炒樓

講房屋政策，論政策目標，從來都是問：幫市民置富，還是讓市民安居？

幫市民置富，是讓市民藉着置業，分享城市繁榮、土地升值的成果，希望他們有資產可以運用，以應付人生中各種需要。若是這樣，就必須有辦法讓他們炒樓套現，政策要靈活，貼近私人市場。

讓市民安居，即提供資助讓有需要的市民可租住市價房屋，解決居住問題，毋須擁有業權。外國社區房屋比較少，較多用現金資助非實物模式，較有效率。

如何設定公共房屋政策的各種限制，是體現究竟政府想幫市民「置富」還是「安居」的目標。可是到現在，政府好像還未想清楚這個問題。因為房屋政策路徑依循，難以一時有大改動，造成現在政府資助市民炒樓，但又不想市民炒樓的政策。這個矛盾，看來短期內難以解決。

註1：〈黃遠輝預告日後居屋將收緊轉售限制〉，2018年7月18日「香港01」

註2：〈新居屋禁售期擬五年增至十年〉，2018年7月27日《星島日報》

（本文載於 2018年9月4日 《明報》）

自由萬歲

香港連續24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很多經濟右派會用自由主義做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擋箭牌。這些人可以是基於功利及自己的階級利益說「自由主義」，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不諳淵源，沒有讀通，也不真正了解。

西方學界早就有很多自由主義左翼的討論，近年香港及中國大陸也掀起講自由主義左翼的紛圍。香港的代表很自然會想起周保松，他以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作基礎去論述自由主義。另一位是香港作家陳冠中先生，他自稱「自由主義左翼中道」。在＜新左翼自由思潮的圖景＞的訪問他提出＜新左翼＞的四點主張。與周保松不同，他不以公理(axiom)作起點論述，而是靠向杜威(John Dewey) 那種從歷史實證中歸立論據的做法。

他坦白說以前是一名「左仔」，後來發現現世真的行不通，思前想後才「被迫」成為自由主義左翼。事實上自由主義左翼並不受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等歡迎。

7月4日的《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自由萬歲》請來資深經濟學家王于漸教授，他是少數把自由主義的哲學讀通的自由經濟學者，由他與陳冠中為自由主義左右翼表述和討論可說當之無愧。兩位雖分屬左右各方，但都同意以社會及歷史實證找尋改善制度的主張，而非從公理或基本原理 (first principle) 去演繹主張。王于漸表示這個方法使主張比較實際及貼近現實，不會過於理想法而無法實行。

坊間討論自主義都是左膠圍爐，右派通常直接論及制度及政策，不討論理論及哲學，因此這次討論促成左右派的討論具有重要意義。順帶一提，兩位同年生於上海，同讀九龍華仁書院，是上下一屆的學長學弟，闊別多年各走各路後再在港台重逢，也是緣份。

保守派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很喜歡道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亞當斯密來支持他們不干預市場和「市場大晒」的保守論點。但亞當斯密其實是一個激進派，甚至有些討論說他是當時的左派。所謂「左」，是改革和衝擊建制的意思。他看不過眼當時皇權過大，把經濟活動全控制，只有貴族才可參與營商，其他階級的人卻缺乏在自由市場競爭、提供技能的上流機會，於是攻擊當時流行的思想和制度，並提出了一系列大膽主張和改革，亞當斯密的偉大之處在於此。

大家可能誤用亞當斯密的地方很多，例如他沒有認為政府不應收稅。他認為政府提供國防、公義及基建，對於維持市場經濟很重要，市場經濟得以發展令公共開支變得可負擔。那些有產者受惠於政府的產權保障，應繳更高的稅項。他雖認為市場分工有其好處，但分工使人不斷重複微細斬件式的工作，失卻大局觀，磨蝕心靈。因此他提倡普及教育以作精神退化的解毒劑，培養公民的政治判斷。他也認為社會需要幫助窮人。

亞當斯密是古典自由主義學派，著重反對政府權力過大，窒礙市場運作，隨後有些自由主義者，提出工業資本主義令部分參與者有壟斷性權力，經濟上對工廠、鐵路、天然資源的控制，同時敗壞政治，操控媒體，打擊小眾。這個反撲與其他左翼思潮混合發展出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如社會自由主義，可見自由主義吸收不同時代精華發展出不同的面相。

陳冠中指出了自由主義的兩個誤區，一是太受新自由經濟學派主導，二是太強調個人而忽略社會及集體。歷史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支持奴隸制，但現今已不適用，顯示自由主義有隨時代進化。

但無論是自由主義的哪個門派，其核心理念不離初衷 — — 人生而自由。

已經無嘢可以阻止樓價上升

記者喜歡找名人評論樓市走勢，近年樓價爆升，名人紛紛變「燈神」。近日野村證券發表報告，警告香港是全世界最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經濟體。在他們的預報系統，關於香港的60個風險指標之中，有52個已亮起紅燈。報告指出香港在企業與家庭債務比率和實際樓價兩個範疇，都有潛在危機。

關於這一類經濟和金融危機預警系統，解釋已發生的危機還好，但預測未來危機，向來成功率偏低，誤鳴率甚高，因此為人詬病。話雖如此，他們所使用的風險指標，往往反映經濟體的穩健性，所以值得了解一下。

首先關於企業和家庭的債務比率方面，香港在世界各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其實並不出奇。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中心，跨國企業在香港融資，造成企業信貸比率高、國際資產在香港活動頻繁等，是離岸金融中心的一大特色。大行報告做的是國際統計，不會為香港度身訂做自己一套準則，因此債務方面，似乎問題不大。

香港的樓價太高，不容置疑。必須指出，在經濟學模型，樓價升幅長遠和經濟增長是1：1的。這個原因很顯而易見：若樓價升幅一直高於經濟增長，最後房地產相對其他商品的價格趨於無限，生產其他商品變得毫無價值。2003到2017年，樓價升幅是5.84倍（註1），本地生產總值升幅只有2.12倍。

長期影響樓價的因素

當然，上述理論並沒有考慮人口流動等問題。譬如世界大城市樓價升幅，一般都很高，原因是地小人多，中心地段更買少見少，供求關係帶動樓價上漲。香港與很多大城市的分別是，其他大城市的人，若負擔不起在中心地段居住，可搬到周邊地區；但香港的周邊地區，就是深圳，搬到深圳居住的人畢竟不多，而且香港的樓價統計不包括深圳。根據Demographia的數字，新加坡的樓價相對於入息中位數為4.8倍，東京－橫濱是4.8倍，香港是19.4倍。由此可見，即使只看大城市的樓價，香港也是數一數二，外地來港工作的人，無不怨聲載道。

從上述觀點看，一個城市的樓價，長遠來說，代表着居民對那片土地的信心。有3點值得留意。第一，樓的價值受基本因素影響，城市的經濟增長是決定樓價的一個重要因素。生產力高、人才匯集的地區，樓自然貴，如美國矽谷灣區，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都在那裏聚居，樓價自然貴。第二，香港近期政治環境混亂，中產小康市民紛紛討論移民大計，這種政治上的悲觀與樓價上的樂觀，恰恰相反。第三，嬰兒潮一代即將退休，香港的退休保障不足，有些退休人士未來需要變賣資產。而嬰兒潮一代人的資產，不少是以房地產的形式存在，若他們賣樓，將會增加住宅供應，推低樓價。

短期樓價走勢難以預測

樓價的短期走勢，一直是社會大眾最關心的議題，譬如近日坊間有「房屋供應不影響短期樓價」的說法。根據金管局一份研究的計量分析（註2），把樓價的短期走勢，分拆成房屋供應、房屋需求、利率、銀行貸款和市場情緒5個因素。要預測樓價十分困難，因為除了要預測上述各項因素，也要判斷這些因素之中，有什麼已被市場消化而已經反映在當前的樓價。

房屋供應雖然理論上有影響，但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要增加供應，談何容易？自土地大辯論，以至政府拍板、更改土地用途、環境評估等，動輒以年計，還有「八萬五已經不存在」的名句，政策不確定性很大，因此難以動搖供應不足的預期，所以在供應上要大幅影響樓價，實在不容易。

利率和銀行貸款方面，可以出乎意料的事情也不多。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利率大致跟隨美國利率，美國息口近年很少大上大落。即使加息一厘，一般按揭供款還款負擔不會增加很多，以400萬至500萬元單位計，分攤30年，只是一個月增加供款約2000元。

以「不確定性指數」觀察市場情緒

最有可能在短期觸發樓價波動的是市場情緒，偏偏市場情緒也是最難捉摸的。浸會大學的陸尚勤博士和金管局的研究員研發了一個關於香港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 Index；註3），可以間接觀察市場情緒。他們利用本地報章報道搜索關鍵詞的方法，制定指數，並發現當香港的不確定性增加，經濟增長和企業投資會放緩，樓價亦會受壓。

譬如，2016至2017年初經歷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還有香港特首選舉等政策不確定性的事件，從指數可以看出，市場的危機意識增加，同時樓市升幅稍為緩和。2017年以後，經濟不確定性低，市場亢奮，連帶樓市屢創新高。即使今年初港匯轉弱，聯繫匯率在4月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被迫接貨，沽美元買港元，EPU輕微上升。但4月金管局入市數次後，對實體經濟沒有影響，銀行流動性也未見收縮，至5月社會大眾已經見怪不怪，EPU指數破底，樓價有望續升！

空置稅無用之用

近期政府打鑼打鼓要搞大的一手樓空置稅，實在雷聲大雨點小。所謂囤積一年以上一手樓未售單位原來只有3000個，放出去如「魚糧入錦鯉池」 — — 瞬間即逝。那些「增加供應不會影響樓價」學派，實在無必要支持空置稅立法，也無必要將空置樓推出市場，因為他們認為反正增加供應沒有用，卻要動用成本去立法執法，還要佔用公共空間討論，使大家忘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失敗推銷。

空置稅的最大作用是在土地大辯論期間告訴大家，「嗱，其實政府不怕地產商」，以及「沒有官商勾結」。就算雷厲推行，也不會「入肉」。真的要幫小市民買樓，應增加持貨成本，每名香港居民只能持有一個物業，多於一個就仿效外國，每年收樓價1%至3%的持貨稅，收到你怕、收到你賣。但真正會「痛入肉」的稅，政府是不會收的，只能搞作用不大的一手樓空置稅，爭取民望有餘，實際成效不彰。用只影響3000個單位的一手樓空置稅換回高爾夫球場，好抵呢。

註1：以新界區A類單位計算

註2：Tommy Wu, Ken Wong and Michael Cheng（2017）. “Estimating the drivers of Hong Kong’s housing price short-run dynamics.”

註3：指數可在www.policyuncertainty.com下載，每月更新；相關研究見"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Spillovers in Small Open Econom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本文於2018年6月26日 《明報》發佈）

貿易‧戰爭？

《五夜講場 — 學人講經濟》新一集的題目是《貿易‧戰爭？》，既有國際間熱烈談論的貿易戰時事，亦邀請了專攻貿易理論的專家來做學術講解。

題目很吊詭，有說到現在都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世界貿易變得更緊密；一旦打仗，大家都輸。文明時代囤積兵器和核武，目的是用來震懾他國和談判，不是真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甚至提出 “ Golden Arch Theory”，斷言任何兩個有麥當勞快餐店的國家，都不會發動大規模戰爭，因為戰爭摧毀貿易的代價太大了。

戰爭變成了大家貿易上的「揸頸就命」，大家出口甚麼，入口甚麼，收多少關稅成了如兵器一樣的談判棋子。傳統的貿易模式令禁運的利害計算較簡單，當世界貿易進情發展到全球價值鏈，「大家藤㨢瓜瓜㨢藤」，難而獨善其身。

傳統貿易理論當然要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模型 ，各國投資自身俱備優勢的產業，如英國出口紡織品，葡萄牙出口紅酒，英國的國民就不必生產紅酒，入口葡萄牙的紅酒因為規模經濟及市場擴大，比英國本土製造的更便宜更好喝。

1820年工業革命，蒸氣機的發明，令運送貨物的成本大幅下降，令現今的發達國家靠著工業起飛，財富份額由佔全球約五分之一躍升到1990年的約70%。

但這種傳統貿易模型受到挑戰，美國出口汽車到日本，日本又出口汽車到美國，為甚麼大家不買本土製造的汽車，省下運來運去的成本？美國的汽車和日本的在設計上、馬力上，給用家的體驗不同，所以還是有日本人買美國車，美國人買日本車。情況如中國只生產黑色原子筆，越南製造藍色原子筆，泰國生產紅色原子筆，想要不同顏色還是會從不同國家入口。(無巧不成話，提出上述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 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Paul Krugman，近年也熱衷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更因為經常被公眾錯認為Thomas Friedman而感到苦惱)。

全球價值鏈的誕生扭轉了舊有模式，一部電話，芯片可以由英美進口，螢幕是日本的，記憶體是韓國的，在中國裝嵌好了才將製成品出口別國，結果電話流到世界各地。在這個模式下，運輸成本必需更低，才能令這個模式有利可圖。經濟學有個類比，叫「冰山運輸成本」(iceberg cost)：將一塊冰山，從一國拖到另一國，慢慢地就會溶掉，到達目的地時只剩下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越多，運輸成本越低。

另外，運輸成本低有利規模經濟。遠程運輸成本降低，貨物就能出口至全世界而不止鄰國，有助擴大市場，市場大客源多，規模經濟更有效，每件貨物的平均成本較低，更加促進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最後就是關稅貿易協定。一戰後世界曾經歷一段保護主義的時期，及後關稅才再度下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使國家之間多了零關稅協定，低關稅使出入口成本更低，有利全球價值鏈的形成。

數據顯示，發達國家的關稅比發展中國家整體為低，發達國之間的貿易比發達國與窮國之間的貿易更多，有批評指世界貿易組織裡面的游說都對發達國家較有利。

無論如何，從經濟學層面，貿易壁壘越少，對人類整體得益越大，問題只是全球化製造了贏家和輸家，贏家所獲得的比輸家輸的多，但輸家白受罪，得不到補償，才令反全球化成為浪潮。

例如美國的鋼鐵工人，鋼鐵廠關掉令幾萬人無工可做，理論上如果市場是有效率他們可以轉工，但他們的專長非做其他工作，除了過渡期的不適，他們也會因在其他範疇沒有技術而工資大削。人的一生只有幾十年，若退休前十年這樣被裁，就算再培訓也無補於事，對他們來說是莫大打擊。全球化的衝擊在於分配，福利制度、財富轉移和再培訓的責任並不在全球化，而在政府身上，要令國民在全球化裡得益繼而得到幸福是政府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