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穎嫻：做獨裁者 撳緊急掣

全球疫情肆虐，多國封關封城，阻止人群聚集，違反隔離令者被拘捕。香港有人在俄羅斯旅遊期間因禁令被警察截停，送往隔離。違反人權是必然的，但普遍民主國家的國民了解到疫情嚴重，都願意接受。

緊急狀態是獨裁者冒起及鞏固權力的好時機，有名的例子是希特勒抓住國會縱火案的機會，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將權力歸於自己然後恒常化。近來的例子是以《緊急法》立《禁蒙面法》，禁止港人蒙面；現在則禁止4人以上同行。

獨裁原是暫時

獨裁或專政（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源遠流長，雖然dictatorship跟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君主政體（monarchy）或暴君政體（tyranny）有聯繫，但意思並不相同。三者都是一人統治，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詮釋，君主政體是為謀求社會福祉的一人統治，暴君政體是謀求私利的一人統治。Dictatorship這個概念是在亞里士多德後才出現，一開始並非指政治制度。在古羅馬時期，獨裁是一種類似緊急法的制度手段，後來才演變成一種統治制度的概念。

以上有幾方面值得強調。首先，當前情况是否需要提名「獨裁者」來解決，是要由國家常規機構例如裁判官或參議院決定。而且，那些決定是否實行獨裁統治的人，不得提名自己擔任這一職務。其次，「獨裁者」的職位由一個人擔任，因為集體領導可能會阻礙解決危機。第三，這名「獨裁者」具有廣泛的權力，但無權廢除其他國家機構。第四，「獨裁者」從來都不是民選的。最後，「獨裁者」的目標是恢復原來政治秩序。

根據以上定義，羅馬在公元前501年至公元前202年總共有76個「獨裁者」。在此期間，大多數「獨裁者」通常以軍事行動對抗外國勢力，或實現國內和解，而並不是鎮壓煽動叛亂的人。因此，這個時期的獨裁專政與殘酷統治無關。

當獨裁變成永恒

那麼，緊急法下的「獨裁者」何時演變成終身的獨裁者？羅馬將軍蘇拉（Sulla）拒絕被解僱，長驅直入羅馬，在公元前82年試圖合法化他的統治。這跟以上「獨裁者」有別。其一，蘇拉以征服羅馬，屠殺敵人建立專政，是通過武力獲得。他手法殘酷，暴行將獨裁聯繫上恐怖（terror）。第二，緊急情况下的「獨裁者」是為了解決當前問題而出現，但蘇拉一人獨攬軍事、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改變政治秩序，而不是恢復先前的政治秩序。

奇怪的是，蘇拉仍然遵守任期限制。一段短時間之後，他從政權上退下來，回到私人生活。直到公元前44年的1月，當凱撒接受「終身獨裁者」的頭銜時，獨裁權力的暫時性始被放棄。

在蘇拉及凱撒以後，獨裁的原有概念經常被後來的提倡者所遺忘，慢慢變成了靠近現代獨裁者意思。但其實19世紀前除了少數哲學家外，dictatorship並無被廣泛使用。在1793年10月法國大革命時，法國國民大會懸空了憲法，並成立革命團體的獨裁臨時政府，這裏獨裁意思就不再只指一個人的統治，而是指一群人的統治。

現代與當代獨裁定義的演變

後來獨裁這個詞不僅指一個集團，而且指整個階級 — — 1917年以後，列寧和他的戰友使用「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一詞自我祝賀。僅僅幾年以後，獨裁專政一詞就充滿了貶義，因為反對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政權的自由派，以獨裁專政的標籤，形容他們所反對的是「通過武力或恐嚇建立、一種高度壓迫和任意形式的統治」。尤其是三波民主化後，1990年代獨裁國家比例由全球75%跌落50%（Gandhi, 2008），加上西方普世價值的宣傳，獨裁的風評都不好。至中國崛起，大家才又反思獨裁統治的好處。

當代不同人對獨裁有不同定義，例如政治學者甘地（Jennifer Gandhi）就將獨裁統治定義為統治者通過競爭性選舉以外的其他方式獲得權力的制度。領導人可能通過政變或革命來上台。近來愈來愈多獨裁政體容許選舉發生但透過打壓異己操縱選舉，使定義問題更複雜。另一位政治學者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解釋民主與專政不同的地方是，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無法通過事前操控或事後推翻控制結果。民主制度是確定的，但結果永遠存在不確定性。

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誘因、機會、懲罰和回報，驅使人做不同的事，產生不同的結果。獨裁政體與有公平選舉的民主政體運作起來不同，但獨裁政體也有自己一套規則，只是沒有民主政體清晰透明而已，至於獨裁行為規律為何，比較政治學者仍在努力研究中。

疫症期間出現了何種政治制度在各個不同範疇裏抗疫表現較好的爭論。有人認為中國鎖城朝鮮鎖國夠決斷；有些被鎖在小區的國民則羨慕香港的自由，希望搬到香港居住；也有人認為，不是中國這樣的制度，就不會波及全球。現在作出結論還是太早了。

暫時限制權利變永遠失去

民主制度不是一勞永逸，而是會倒退的，世界上有不少由民主變回獨裁的國家，那得看制度的制衡是否足夠、人民有沒有警醒。以上羅馬時期獨裁者定義的演變，及當代獨裁者的進化，提醒大家有很多暫時失去的權利會變成永久。一般來說，人民被奪去權利，他們會不高興。但有一個緊急狀况，讓人自願接受了、習慣了，然後被剝奪的權利就不再交回，慢慢寫成了新的社會契約，歷史不斷重複。

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傑弗遜說：「自由的代價是永恒的警覺。」對於我們這些只想吃喝玩樂的小市民來說，只想疫情過後，可以自由去酒吧、與友人在街上聊天聚眾、吃飯途中不被政權打擾而已。但我們要緊記，自由不一定是永恒的。

參考讀物：

Gandhi, J. （2008）.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der Dictatorship.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載於 2020年4月14日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