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唔好又佔領

928雨傘運動一周年快到，小巴司機已忍不住熱身，落場把旺角佔領一下，社運界本土派蠢蠢欲動，我也湊湊熱鬧，寫一下佔領。

經濟學家好像都是反佔領的，當社會學系因為社會運動全面停課兩星期，社工系直情全系師生落場，經濟科還是如常上課，老師講課時還會嘲笑一下街上的「廢青」。為甚麼當其他社會科學家都相對支持，獨獨是經濟學家出來反對呢？

首先，應該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反佔領，不過支持的比較少，又或者支持的不聲張，出頭沒有著數，所以精明的經濟學家不會出來支持佔領。

其次，沉默大多數是必然的，因為每個人的力量非常微小，一個無名氏出來講話大概無人理，所以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都不會出來，這兩點我已在之前的文章《經濟學家都是藍絲嗎？》解釋清楚了。

剩下的就是有點威望和名氣，可以一句撻著公眾的人，因為有影響力，言論有效果，才會出來講兩句，造成一兩個經濟學家代表全部的現象。這些人通常都已名成利就，坐擁資本，看法自然親建制。

除了自利，另一個解釋，就是經濟學家衡量一個美好社會的準則與其他人根本不同。

他們很受 Jeremy Bentham和 John Stuart Mills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影響，著重結果多於動機、原委或過程。將各人得到的好處相加，然後減去各人得到的壞處，再將總數對比其他選擇的效益，就知道哪個選擇是最好的選擇。由於動機摸不到，但結果可以量度，所以經濟學家衡量一件事的價值，傾向看結果而不問緣由，能將社會得益最大化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他們反佔領是因為佔領者增加社會成本，但無法解決問題。在他們的計算裡，佔領者自我感覺良好與活化公民社會的好處相加，都比不上為社會帶來不便和破壞社會秩序的總壞處。佔領效果不理想，社會撕裂，商舖遇上突如其來的蕭條，最後制度還是改變不了。

佔領者和反佔領者的分歧可能只是行為功利主義(act utilitarianism) 和規則功利主義(rule utilitarianism) 之別。行為功利主義只注重在特定情況下特定行動的後果，規則功利主義則著眼於一般行為規範。法律和道德規範懲罰阻礙街道者，因為阻街造成社會成本，在一般情況下大家遵守這個規則，對大家都有好處。正如打人和偷竊會受法律制裁，大家約定俗成不打尖，不爭先恐後也是同樣道理。

可是，佔領本身就是一個以提高社會成本來獲取談判籌碼的行為，與降低社會成本，提高效率的大目標背道而馳。經濟學家平生最痛恨就是沒有效率的事，無效率之事如過街老鼠，經濟學家見了會抓狂，所以他們反佔領十分正常。

佔領者認為，他們須以佔領打破一般行為規範，是因為現有社會制度未能做到社會得益最大化，一路走來，太多既得利益者糾絆牽連，由於既有體制獎勵支持體制的人，懲罰企圖偏離的人，於是大部分人都有意無意擁護了現有制度，令現有制度無法逐漸過渡到更理想的狀態。因此，佔領是必然之痛——暫時破壞對社會有好處的規則，付出目前的成本以破壞原有建制去換取長遠更理想的系統——還要持續多次才可能成功。

經濟學家反駁，一次性地遵從行為功利主義，付出了破壞一般行為規範的代價，令以後社會運作成本上升，但佔領者的理想又實現不了，結果得不償失已是預料之內。

另一種社會行動者辯駁只要他們最後成功了，特首下台了，有真普選了，當中一切犧牲都值得，所以可以理所當然使用暴力。這個說法非常「功利主義」，但只有半桶水，因為他們只計算達到目標的利益，沒有減去當中為社會帶來的成本。這並不是說完全不能使用暴力，例如用暴力殲減恐怖組織就值得斟酌，要解答的是破壞一般行為規範的得益是否大於成本，所以一切決定應以總損益衡量。

兩邊的分歧可以歸結於究竟現行制度是否已經理想，及社會利益的不同計法。就算有更理想的制度，究竟有沒有可行的路徑達到？衝擊制度是否唯一及最低成本的路徑去達至衝擊者所想的烏托邦？原有制度崩壞了但無法建立理想的新制度又會否得不償失？這套講法，套在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也適用。

不過，以上說法可能太高估了佔領者的理性。有些佔領者受了感召，覺得應該做的就應不計成敗去做；有些可能只是睪丸酮上升就衝出來。就算是理性的佔領者也不全以大局為重，某些只為個人利益計算也不出奇。

一年又過去，佔領者又蠢蠢欲動，佔領的成效這一年來有目共睹，是贏是輸大家心裡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