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到尾：DB仔定華仁仔？

有幸被邀請觀賞電影《那一天我們會飛》的優先場，校園取景九龍華仁書院（九華），編劇及監製陳心遙是華仁仔，他將所有男生的夢想都完成了——將九華變男女校。

師奶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送個仔入邊間名校好；我的困惑是，跟DB仔[1]還是華仁仔談戀愛好。利申[2]，我是麥明詩師姐，即是豬記[3] (女拔[4]）校友，中學時常去男拔[5]參與辯論比賽，搞workshop，還有唱 mixed choir。

在我那個遠離男生的年代，男拔願意借場地，交通又方便，一些聯校比賽場地都問男拔借，搞到成日都要去，無計。男拔座落小山丘上自成一角，樓梯又好斜路又好，每次都要爬山般爬上去。記得一次辯論比賽在男拔的 Geography room 舉辦，自由辯論環節，第二副辯打打下激動起來，一句「友方同學」並同時一掌擊在畫滿粗口的書桌上，一時整張桌塌掉，cue card[6] 四飛，幸而沒壓到我方嬌滴滴的辯員。

但華仁，我一次都未入過，謎一樣的地方。在學時代，DGS[7] 跟 DBS[8] 及喇沙 friend 啲，連皇仁我都去過幾次，but華仁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經濟學家：唔好又佔領

928雨傘運動一周年快到，小巴司機已忍不住熱身，落場把旺角佔領一下，社運界本土派蠢蠢欲動，我也湊湊熱鬧，寫一下佔領。

經濟學家好像都是反佔領的，當社會學系因為社會運動全面停課兩星期，社工系直情全系師生落場，經濟科還是如常上課，老師講課時還會嘲笑一下街上的「廢青」。為甚麼當其他社會科學家都相對支持，獨獨是經濟學家出來反對呢？

經濟學家都是藍絲嗎？

一隻、兩隻、三隻，還差丁蟹一隻，《大時代》經典一幕，丁蟹一家大細齊跳樓，極之震撼。這陣子，一位位城中有名的經濟學家爭相出鞘，使建制陣營/藍絲為之喝采，民間知識分子卻視之為明星隕落，民意跳崖式下跌。一下子，經濟學家彷彿惡魔化身，身為經濟學家死忠，誓死要同經濟學家談戀愛的我，不得不出手暴力救市（經濟學家按：關你鬼事咩）。

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明這些經濟學家都一把年紀，坐擁無數物業，上市公司非執董幾十個，學術成就達到世界一級水準，好應逍遙出世，何必撕破面皮出來頂呢。社會撕裂，黃藍陣營壁壘分明，大部分政治舉動，必有一方替你吶喊，另一方將你辱罵。經濟學家身驕肉貴，為甚麼要損傷自己呢？

經濟學家看40萬求婚

城中有人用40萬求婚，引起全城討論，更有人抗議頂爛市。經濟學家點睇？用40萬求婚是否戇居？

今日神仙，明日乞兒

經濟學家一般信奉消費平整(consumption smoothing)原則。意思是，你不只活在今天，也活在明天，若錢得一舊，你不會今天全花光，也不會今天一個仙都不花，而是將錢分開兩舊，今天花一點，明天花一點。

這是基於我們相信邊際得益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假如你有一個好吃的蛋糕，四日內任何時間進食一樣好吃，四日後就變壞，你會一次過吃完，還是分開四次吃呢？一個蛋糕四件，如果一次過吃完，第四件一定沒有第一件好吃，而且以後三日要捱餓。如果分開四次吃，每一件都是第一件。因此，分開吃的得益較一次過吃大。

回到40萬求婚的題目上，我今日做神仙，明日做乞兒；與今日做中產，明日也是中產，選擇後者較理性，煙花一日燒盡，不如明月普照長年啊。

住劏房是選擇

(文章已於2015年8月29日 明報刊登)

七月二十九日統計處發表了《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7 號報告書——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這份有關劏房住戶的統計報告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住劏房的不全是老弱傷殘貧病交迫，當中有四成是25-44歲的青年。第二，只有一半人在排公屋。第三，因為經濟困難者住劏房的只有17.4%。第四，有30%住戶滿意居住環境，感覺一般的有41.2%，只有28%感到不滿意。

近兩年，有好幾個朋友向我求助，問我租劏房、床位的事，也有部分己經自己搬出來住。搬出來住，原因眾多：家裡有人每晚飲醉酒打人，要搞上差館，去醫院驗傷；家人有精神病，或自己有情緒病；找不到工作交不到家用；和同性戀出櫃父母不接受。

除此之外，中港矛盾，不是話避就避。不想跟家人帶來的陌生女人同屋；家人聚了個大陸親戚，三兩日就帶同自己姨媽姑姐三五成群下來住幾天，還在家中偷竊；疏遠的親人在大陸犯事下來避風頭，住下了就賴死不走。

講風涼話的人，說跟家人關係好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朋友情人可以揀，家人不能揀。朋友出櫃，她父母只有哭哭罵罵，無法諒解。你試下說服你老竇不要找大陸女人？或者勸你阿媽雖然老竇帶女人回來但還是忍著不要抑鬱燥狂？又或者跟你說「雖然你親戚打到你入廠但他怎樣都是你親人啊」這些廢話？有些人你顧念他是親人所以不會起訴他，於是他得寸進尺，每晚不是打你就性騷擾你，家人還認為是你不夠包容，不念舊情，不夠血濃於水。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不是不可以勉強住在一起，但隨時釀成血案。

開放出租車市場的明日世界

近來，很多人為 uber說項，我相信uber房車服務只是開放市場後的冰山一角。的士行業的問題是由上而下的規管，僵化的法例令我們只有一式一樣的服務。雖然的士業界提議推出豪華的士，但仍然不能脫離這種由上而下硬崩崩的營運模式，無法併發創意，應付市民的多樣化需求。

自由市場解放平靚正服務

市場解放後，競爭者加入戰團為市民提供多樣化服務，除了uber房車服務，還有數百樣可能。例如外國已有廉價的uber X 及 uber Pop，走平價路線。有人抱怨uber 要靚車才能入行，門檻高，市場開放後就不一定了。

在美國的偏遠地方，有併車(carpooling) 服務，即「泥鯭的」。本來上班需要人人一車，耗費燃油，佔據道路，併車服務令就近居民多了一個選擇，而且十分便宜，既環保又省錢。當然香港四通八達，交通方便，公共交通費不算貴，這樣的服務只適合偏遠地區。

很多年前，機場已有貨 van做白牌接送，這樣的服務在泰國等旅遊點絕不罕見，合法化後旅客就多了有保障的選擇，載得多人又可以放行李。除了機場，還有邊境接送，也是一樣道理。

現在的 uber 彈性不夠，司機接客時不能知道客人目的地，這是為了增加客人找到車的機會，提升效率，令服務更方便。若果有另一個營運模式，讓非職業司機輸入目的地去配對乘客，也許就可以實現「順風車」交通模式。例如放工歸家，車主反正都要過海，如果能配對一個路程相近的乘客，那程交通費就有乘客分擔，油費隧道費都賺回來了，又能減少浪費道路容量。

Uber無打爛司機飯碗

(文章已於2015年8月14日 明報刊登)

Uber出現，的士司機群起抗議uber打爛飯碗。

理論上，uber不會減少司機收入。在自由市場裡，工資反映司機生產力，司機每天駕車兜客，做的生意代表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價值越高，實質工資 (real wage) 越高。

Uber打破壟斷使牌租下降，司機收入不變

在uber還未出現的世界，的士司機能自由出入勞動市場，薪金由市場決定，如果揸的士薪金高於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鄰近行業（小巴、貨van）的司機就會轉揸的士，所以最後在市場均衡點(market equilibrium)的司機薪金會不多不少，正好等於他的邊際勞工產出。

雖然司機市場開放，但的士牌並不是。香港的士牌數量有限，政府多年沒有再發新牌。在香港要做出租車生意，必須買或租牌，很多時由車行擁有再租給司機。

由於市場不開放，比起完全開放的市場，香港的士享受了高於市場均衡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有了規管，就能藉著維持壟斷[1]地位從而得到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 ，即是市民比起在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多付了車費[2]。壟斷租金理論上由司機跟牌主對分，但由於的士牌市場不開放，司機的市場開放，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壟斷租金都由牌主袋袋平安，司機無得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