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 不一定增加失業率

尚有一個月左右，新的最低工資水平就要實施了。

2019年5月1日，最低工資將由34.5提升至37.5元。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一次，由工會及僱主代表在談判桌定下新的最低工資。自2013年起，每次都是加2元，除了2015年加了2.5元。今次加3元，是加幅最大的一次，達8.7%，比起綜合物價指數的升幅（5.2%），或與中低收入家庭關聯較大的甲類綜合物價指數（5.8%；註），升幅更大。

最低工資加3元 似乎稍高

可是低技術服務業工種如看更、清潔員等，他們生產力提升是有限的。市場工資反映勞工生產力，在這前提下，最低工資加幅如要貼近市場，應貼近物價升幅。假設生產力無提高，算起來，應加到36.3至36.5元，即大約2元。當然，本身兩年前的34.5元都未必是市場價格，遠離市場愈遠，效率愈低和愈多扭曲。而最低工資政策目的本身亦不是要完全跟隨市場，而是勞工權益。

財爺脫下戴了15年的金剛圈——然後呢？

財政司長公布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就像雜誌每逢秋冬要做轉季護膚專題、聖誕要做聖誕禮品專題，多年不變，千篇一律，悶出鳥來。今年的新意是：一、赤字預算；二、大灣區；三、200億元買社福舖位。幾年前去過一個學術會議，會內學者說「現在都沒有香港政治了，都是中國政治，不讀中國政治難以理解香港政治」。全港市民熱烈慶祝大灣區殺到來，快沒有香港預算案了，都是大灣區預算案，錢都用在大灣區，光談香港的預算太微不足道了。不過民生無小事，香港以財政儲備計富可敵國，千金未散盡前還是可以講兩句。

20%預算上限的來源

雖然「理財新哲學」口號猶在，但坊間對財政司長的批評，都是無新猷、無哲學，每每運用酌情（discretion）。早年因印花稅急升得到的額外收入「從天而降」（windfall），怎樣處理，沒有一個有原則的說法；香港每年派糖多少，沒有準則，財爺喜歡就派。保留做財爺最大自主性，就是一貫「哲學」。就財政紀律而言，陳茂波在2017年就任時已經說不用把公共開支緊鎖在GDP（本地生產總值）20%內，《基本法》第107條「不是每年收支的緊箍咒，而是存在一些彈性」。

這個金剛圈到底從何而來？以預算案發言計，第一個講的，原來是2002年的梁錦松，2003年又講，2006年到唐英年上場又講，2008年到曾俊華多講一次，直到2012年再提。當年梁錦松提出，是因為特區政府遇上金融風暴、樓市大跌及SARS，經濟衰退致財政緊絀，1998至2004年公共開支佔GDP都超過了20%，但未到21%。可是，即使多年來沒有特別說明，各財政司長還是約定俗成跟住用，自願戴上金剛圈。周星馳在《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裏戴上金剛圈前的經典對白是：「如果非要在這份愛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歷屆財政司長，一共戴了15年。

大灣區不能只重機遇 也須重實行和分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綱要》）一出，「大灣區」頓成2019年「潮語」。政府官員和泛民政黨反應兩極，都是自說自話，牛頭唔搭馬嘴。

大灣區重點在於融合，包括法規、人才、資金的流通等。但融合必然與一國兩制衝突，這是一個解不開的結。最近幾年發生的事：銅鑼灣書店事件、高鐵、港珠澳大橋、一地兩檢、明日大嶼、獨立關稅區、逃犯引渡等，背後都是融合和一國兩制的衝突，這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一。可以想像《綱要》一出，矛盾將有增無減。

大灣區融合有好處

政府着重「機遇」和「蘇州過後無艇搭」。融合有其好處。融合的好處是各處營商成本下降，便利投資及消費。在遠古年代，大陸與香港銀行不互通，就算同一名號也未必可以一卡兩地提款；現在很多銀行可以做到這個功能，便是簡單如此都需要行政及法規上各個地方配合。簡單如打電話收長途電話費，市民不是要開漫遊，就是要多買張卡，或申請一卡多號。又例如港珠澳大橋，行車要申請通行證和買三地車保。融合，就是闖大灣區如在香港，帶愈少的證件，申請愈少的批文，而不是左一個關卡、右一個關卡。

支持提高退休年齡到65歲

政府準備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引來極大反彈，所有陣營齊心口誅筆伐。

提高長者綜援領取年齡與提高退休年齡有密切關係，是世界大勢所趨。據估計，改動每年只節省約1.7億元，所以改動並非為了省錢，而是將所有政策的界線逐漸在65歲「睇齊」。話說強積金在2000年一開始的設定是65歲後才可領取，已經揭示長遠計，65歲才是政府認為理想的退休年齡。其後，2015年6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文職公務員退休年齡，已由60歲上調至65歲，所以不應覺得驚訝。

發達國平均退休年齡超過60歲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7年的平均「正常退休年齡」（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年齡，在這之前退休養老金不足額）男性為64.3歲，女性為63.5歲；平均「有效退休年齡」（完全離開勞動市場不再賺取收入）男性為65.3歲，女性為63.6歲。其中「有效退休年齡」最高的是南韓，男性平均工作至72.9歲，女性至73.1歲。

OECD 36國中，真正60歲就可以攞足退休金的國家，男性有3個，女性有6個。在其中24個國家，男性都要等到65歲才可攞足退休金。

2019 仍是土地問題

2018年乃風起雲湧之年，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趕在一年之末12月31日的殘年急景下發布公眾引頸以待的諮詢報告。諮詢期長達近半年，土地討論擾攘多時，時事節目主持跟我說，講土地問題「講到口臭」，悶出鳥來。看來土地諮詢的一大目標「引起討論」是做到了，但「凝聚共識」又如何？記者叫我評論報告，實在，無人想2019年仍絮絮不休講土地問題。但婆媳糾紛、夫妻不和、家嘈屋閉、鄰居互斬，以上何不與土地問題無關？香港人能不為此糾纏下去嗎？

3個分析民意的方法

報告目標是整合大量公眾意見，小組提議8個選項多管齊下，合共提供逾3200公頃新增土地。公眾意見的統計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大亞太研究所的電話調查；二是公眾參與填回來的「點心紙」；三是從各個渠道，包括公眾活動、書面意見書、請願和簽名運動、社交網絡和媒體及意見收集表格等集合討論條文作質化研究（qualitative analysis）。後兩部分由港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負責。

這些渠道所收集的民意中肯嗎？中大的電話調查較符合隨機抽樣的準則，能綜合沉默大多數的傾向；「點心紙」的落區部分較隨機，但有很多團體發起叫大家填表或罷填，熱心市民在這部分的比重較電話調查大。

至於質化意見統計，有人認為非常偏頗。研究中心有既定方法抓取各個渠道的質化意見，造成這部分的意見較極端的原因，可以是某些傳媒本身有強烈取態，激進者較熱中發表評論，和網上媒體及簽名運動偏向兩極化和民粹抬頭。例如，私人遊樂場用地在電話調查及「點心紙」的支持率分別是61%及54%，但在質化研究的「基本態度」一項得到達92%支持度。正如美國、台灣總統選舉，就算無劍橋分析公司從中作梗，各方以媒體製造大量民意的攻防戰影響選情，因此極端的質化民意反映了數據及媒體本身特色。質化數據部分較適宜用來觀察選項的熱烈討論和爭議程度，以及除簡單表態外所引用的論點以及周邊建議，卻不適宜用作選項排序。

高球場毋須動土 郊野公園不應碰

人類會被機械人取代嗎？

科技發展對社會有利，相信大多數人都認同。但對打工仔女來說，新科技如機械人等，可能取代他們的工作，使他們飯碗不保。隨着近年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日益發達，自動化機械人性能提高，這憂慮有增無減。

事實上，機器取代人類工作，自18世紀工業革命已不斷發生，例如蒸汽機和電力取代體力勞動的工作、火車取代馬車車伕、推土機取代農夫、織布機取代紡織技工等。英國在19世紀發生過紡織技工因為反對紡織工業化，而集體搗毁紡織機的事件，稱為盧德（Luddite）運動。

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使生產力上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有增無減。20 世紀女性就業增加，就業率及工人工資整體都有上升。由此可見，工人所憂慮的「被科技取代」的問題，沒有大規模發生。當然有些行業不復存在，如人類再不需要打字員和電報員，但取而代之是其他行政、服務的工種。一個講法是，科技取代的是崗位（job），不是工作（work）。

既然如此，那麼機械人和以前的科技發展有沒有本質上的分別，致使人類最終會被取代？抑或這只是人類杞人憂天？

土地共享是議價問題

坊間看公私合營（現稱「土地共享」），總愛將其看作官商勾結的一種，認為發展商大賺特賺。其實土地共享這個建議，最後有幾着數，得看政府及發展商彼此的談判實力。對發展商來說，土地共享只是其業務「多一瓣」有機會「開齋」，最後落實的細節才決定其計劃的着數程度。

回購土地及土地共享分別不大

回購土地或土地共享，對地產商來說分別不大。「回購土地」跟「收回土地」不同：「收回土地」是以既定價目表收回；「回購土地」是傾價錢，談不攏就不賣。「回購土地」由政府發動價格談判；「土地共享」由地產商發動，議價的方式變成了公私營比例、基建誰支付、資助房屋如何扣價等。這些細節影響地產商利潤，去到最後，價錢談不攏還是不會成功。所以跟地產商朋友討論過，他們覺得無論是回購土地或是土地共享，只是議價方式不同，本質上沒有影響政府和發展商的議價能力，兩者分別不大。

究竟土地共享計劃中的資助房屋佔樓面六成或七成呢？坊間有些人總認為愈多愈好。但從發展商的角度出發，若太多致他們賺不到錢，他們就不發展了，結果一拍兩散。聞說有發展商在施政報告一出後衝去找高級政府官員談判要六成，不是七成，暫時仍不得要領。

發展商心目中的「公私合營」並不是這樣。2017年上半年，曾經有發展商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公私合營，是三成資助房屋、七成私樓，而非現在調轉的「三私七公」。原來大家所謂公私合營的比例，期望是這樣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