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明報》幾個專欄作者同日開天窗示威，抗議明報抽稿，一整版有四個大洞。《明報》淪陷之所以叫人惋惜，是因為我們不忍看見其公信第一的金漆招牌黯然失色，多少知識分子的風骨與氣度伴隨金漆一併掉落。這個招牌是五十五年來多少記者的血汗交織而成的，沒有對新聞報導的堅持，就沒有記者身犯險境採訪豆腐渣工程，唐梁僭建、湯顯明貪腐等新聞可能就此隱沒。眼見一眾記者長年累月打下的江山，逐漸煙消雲散，不禁令人嘆息。
變化早有端倪
香港媒體正在淪陷是不爭的事實。大部分媒體控制權已集中在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商家手[1]，有報章表示客戶受壓抽走廣告，此類消息不絕於耳。香港記者協會在2007年做的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業界的自我審查較九七嚴重，三成承認在過去十二個月曾進行自我審查，四成表示同事或上司有自我審查，當中包括淡化中央政府的負面消息、敏感消息及與傳媒老闆利益相關的負面消息。因此，就算《明報》沒有明目張膽的人事變動，變化早在其中，只是大家沒有察覺，《明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一年前《明報》仍自詡「公信第一」，但其實多年前，《明報》的變化早有端倪。在反高鐵事件上，社評贊成政府方案，但是港聞版大幅報導反高鐵運動的波瀾壯闊，又肯定運動對社會的貢獻。李柱銘批評《明報》挺梁倒唐[2]，但《明報》也有揭發梁振英僭建，並多番揭露現屆政府的醜聞紕漏。粉嶺高球會事件，社論一方面叫大眾不應再逼迫高球會，另一方面偵查記者又窮追不捨，在頭條揭發高球會違規僭建。這種同時具備兩種觀點的情況，在「星期日明報」及社評尤其明顯，區家麟、何雪瑩[3]稱之為「精神分裂，陰陽怪氣」。早幾年已有讀者認為《明報》非公信第一，亦有忠實讀者表示欣賞《明報》做法，認為可引發多元思考，這就是《明報》的獨特可貴之處。
明報公信有價
《明報》最大的價值，就是其刻著「公信第一」的匾額：它既不像《大公》《文匯》，純愛國愛黨；也不像《蘋果》，走反政府路線。它跟民主黨一樣，幾十年老字號，一路走來，累積了不少支持者。民主黨打著泛民旗幟，標榜理性務實，因時制宜，會與建制合作談判，容易吸納溫和派、中立人士、中產及知識分子支持。正因如此，碰到敏感議題，民主黨有能力引導市民支持其中一方，其影響力舉足輕重，這就是民主黨的價值。一旦民主黨宣布自己變成建制，其價值就大減，再沒有能力在兩邊遊走，討價還價了。同樣，若《明報》變成《大公》《文匯》，操控也再沒意義。
正因大家對《明報》的情意結那麼深，其中肯公正的形象才是控制《明報》的最大價值。要洗腦，當然不是獨立開一科洗腦科，讓路人皆見司馬昭之心。最有效的做法是靜悄悄地改動語文課本，記敍文教太空人訪港，描寫抒情文寫祖國山河的詠歎，練習會話時叫同學模擬一下為國家感到驕傲的感情，這樣才能暗度陳倉。
要從《明報》身上榨取最大的價值，就不應有張揚的人事調動，也不應殘暴地抽稿滅聲，而是對外繼續披著知識分子的袈裟，對內向記者施壓，微調角度，加強自我審查，多報喜少報憂，減少向偵查記者投放資源，這樣才能保住大家對《明報》的信任，同時利用《明報》操控民意。給你一匙山埃，誰都不肯吃；但把山埃混進美酒佳餚，日積月累，遲早中毒。
齊心捍衛新聞自由
如今事件曝光，社會反彈極大，各種行動包括聯署、發聲明、開天窗等，滿城風雨，沒有可能暪過去。以往我們可能吃了山埃還蒙在鼓裡，今後即使換人不換人，公眾都會金晴火眼昅實《明報》。要是你變成《大公》《文匯》，我們會哀悼嘆息，蓋上白布，然後捨你而去；要不，公眾還是會處處質疑你的一舉一動。況且網上媒體發達，了解真相的渠道更多，公眾也不必依賴你。
有人會因為過往《明報》的「精神分裂」及往後可能的操控，覺得苟延殘喘的《明報》會荼毒人心，所以大聲疾呼「執左佢啦」。我的看法是，這次事件令公眾了解到前線記者與管理層的對立，胡亂將兩者混為一談，抹殺他們曾立下的汗馬功勞，對前者不公平。讀者所看到的「精神分裂」，很可能是記者辛苦堅持、用盡各種方法爭取編採自主才得以保留的。
過去的《明報》比現在的《明報》危險，因為河蟹在肚裡；現在河蟹浮面了，反而更安全。
如果大家都了解《明報》的困境，與其消滅一個能提供資源給記者作深入調查的平台，倒不如繼續用公眾力量叫管理層好自為之。作者還能在《明報》開天窗已屬好事，要知道編輯要隨便找文章填滿窗框充數非難事。天窗最終打開，顯示反抗有用，若他日終歸滅亡，誰也阻不了，那時才獻上白花哀悼。
今時今日也許已不多人購買收費報，但《明報》是新聞自由的堡壘，我們也不忍見其淪陷。以後無論多少風雨，都希望記者能謹守崗位，在有限的空間裡盡力發揮，社會各界繼續發揮監察作用。
[1] Chan,
Joseph M., and Francis L.F. Lee. 2007.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
2007 (2): 49-57.
Fung, Anthony.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
159–71.
Ma,
Ngok. 2007. “State–Press Relationship in Post-1997 Hong Kong: Constant
Negotiation amidst Self-
Restraint.
China Quarterly 192:949–70
區家麟，《明報啟示錄：你認真》，會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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