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新加坡有數千人在芳林公園參與「還我公積金」集會，聲援批評總理因而被告的國民鄞義林，但此事並未在香港引起太大關注。事緣鄞義林發表了一篇《你的公積金去了哪兒》的博文，涉嫌影射李顯龍挪用公積金款項，收到律師信後已願意道歉刪文賠錢，仍然被控誹謗，後來鄞義林被工作的公立醫院解僱，理由是「言行不當」。此事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六七月反對公積金集會示威不斷，在新加坡非常罕見。香港全民退保的諮詢山雨欲來，坊間焦點大都在融資及退休金的分配方法，很少研究管理問題，本文將探討新加坡公積金之例以借鑑。
第一個問題是新加坡公積金的回報比香港強積金更低。
香港的強積金由私人營運，管理分散，由積金局監管，近年投訴監管不善之聲不絕，主要是管理費高，回報低。13年來，扣除管理費，每年平均回報是4.1%，再扣除每年平均1.3%的通漲，實質回報是2.8%，原來低處未算低。
新加坡的公積金中央管理，都放進「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裡，回報由政府決定，像銀行儲蓄，過去十多年來回報都法定為最低2.5%，實際維持在2.5%至4%，扣除過去五年每年平均通漲3.7%[1]，實回報為-1.2% 至0.03%，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過去十年的平均回報是8.8%[2]。鄞義林就是控訴公積金管理不透明，毫無監管，不知道中間賺到的錢跑那裡去了，儲了幾十年錢，老來都不夠用。
放諸香港，如果全民退保是一個定額褔利(defined
benefit)制度，市民可能覺得基金的回報與他們無關，反正全民都是$3000。可是完全不投資，定額褔利卻每年隨通漲調整，制度隨時因抵不住通漲而崩潰。不隨通漲調整，維持$3000，焉知30年後的乾炒牛河會不會漲到$500一碟，$3000夠不夠飲餐茶。
如果投資，回報就牽涉到全民退保的可持續性：如果想回報高，就要投資高風險產品，不符合全民退保要穩定的原則，也不保證只賺不蝕；如果回報太低，就可能撐不過退休人士高鋒期，隨時入不敷支，到時可能要削減褔利，或增加供款，或由政府包底，結果蝕底的還是市民。養老基金其實都是市民的錢，用哪個原則管理，用甚麼制度都須要討論。
第二個問題是吸走資金。
新加坡公積金的供款比例比香港高，表一列出新加坡僱員在不同年齡的供款率。僱員在50歲以前都要供20%公積金，到了50歲、55歲、65歲才逐步調低至18.5%、13% 及7%。新加坡所有月賺港幣$9300的僱員必須參與，未來政府會更改政策，要求收入$4650-$9300的僱員都要按以上供款率供款，比率比香港高得多。
僱員年齡
|
供款率
（薪金百分比） |
||
僱主供款率
|
僱員供款率
|
總供款率
|
|
35
|
16
|
20
|
36
|
35-45
|
16
|
20
|
36
|
45-50
|
16
|
20
|
36
|
50-55
|
14
|
18.5
|
32.5
|
55-60
|
10.5
|
13
|
23.5
|
60-65
|
7
|
7.5
|
14.5
|
65
|
6.5
|
5
|
11.5
|
表一 僱主僱員供款百分比(來源：新加坡公積金局)
此外，有學者說這變相是一個隱性稅(implicit tax)，而且是累退的，因為低收入人士的儲蓄大部分在公積金裡，高收入人士除了公積金還有其他儲蓄。而且低收入人士把大部分收入用作購買必需品，消費彈性較低，他們供20%比高收入人士供20%更吃力。香港的強積金也有這個問題。
公積金吸納了大量供款，降低了可支取收入(dispensable
income) ，可能會降低消費，影響經濟，又奪去了本來可以流向其他行業，促進經濟發展的資金。新加坡無疑有近乎全球最高，48%的儲蓄比率(saving rate)[3]，但很多都鎖在公積金裡。人總要消費，儲錢有個限度，當20%的工資都放在公積金裡，私人儲蓄就會減少。公共儲蓄(public saving)和私人儲蓄(private saving) 是互補的，公共儲蓄增加自然導致私人儲蓄下降，令公共及私人資金比例失衡[4]。這可能是香港的強積金拒絕公營管理的原因，全民退保又如何？
香港的強積金管理制度一直以來受人非議，可能有人認為由政府管理就無問題。新加坡的例子正好讓香港人借鑑——一個不民主、未試過政黨更替的國家，雖然有看似完善而且歷史悠久的退休制度，卻被國民指控國家藉著管理積金蠶食國民資產。香港當前政局動蕩，十年光景已是翻天覆地，到2047，港人辛辛苦苦儲在養老基金的錢仍在嗎？撇除政治風險，基金裡的錢如何管理，如何投資，皆在全民退保諮詢的考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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