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八萬五 殺了獅子山

(本文已於2017年6月20日 明報刊登，原題為《金融風暴下的「八萬五」 謀殺了獅子山》）

「八萬五」，我幾歲人仔就聽過這個數字。上一代香港人的價值是搵食和炒賣，少理政治，23條和雨傘運動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仍未必很重要，但房屋卻決定了港人的財富和生活質素。如果要找中國收回香港20年裏的大事，非「八萬五」莫屬。「八萬五」一數字貫穿了香港的政經脈絡，影響了一代香港人的際遇。

「八萬五」象徵的是，香港房屋政策最後一次轉向機會。當年董建華見樓價高企，宣布每年要供應不少於8.5萬個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1990年代私樓及居屋供應一年約3萬至5萬，「八萬五」旨在讓市民置業儲蓄財富。

不幸地，這個政策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樓價插水式下跌，2002年的樓價比1997年高峰期下跌超過六成，當時周街負資產，盡是「燒炭跳樓」的消息，大家都歸咎是「八萬五」之誤。及後「八萬五」叫停，「八萬五已不存在」這句說話，17年後仍記憶猶新。雖然樓價最初下跌時是因為外圍經濟困素，但「八萬五」是在滑坡滾下的石頭，加劇創傷。

「八萬五」牽連各項政策 影響至今

「八萬五」的影響不止於此，有幾項樓市政策改動仍影響深遠。當年政府不再定期拍賣土地，改做勾地表，減少土地供應，2002年宣布停建居屋。其後經濟改善，但至今房屋落成滯後，2005年起無一年私樓加居屋總供應超過1.8萬。雖說外地資本和量化寬鬆也是樓價超高的原因，但政府常常稱「不夠供應」，就是那段期間積下來的孽障。近幾年說到大興土木，每年供應也只是約一萬幾千，比起1990年代居屋加私樓每年幾萬間，簡直杯水車薪。另外，左派嚷得很兇的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分別於1998年及2004年被取消，及後樓市再上揚，也沒有重新實施。

你們喜歡寫真妹妹 Celine，卻不喜歡唱歌妹妹Celine

9歲的Celine小妹妹譚芷昀上《America’s Got Talent》，引來浪浪批評，其中一項是「老積」。

世人對女性應該是怎樣有所要求：高貴大方、靚、斯文，在男人堆裡不說話不comment，保持男人的尊嚴；男性就要陽剛氣、gentleman、事業有成、風度翩翩等。

現在連細路女都有ideal type，要可愛有童真，有禮貌識叫人，會害羞但又要上得大場面。如果可以很老練地處理大場面，說話行為像大人，就是「老積」；有情緒會驚，就是不夠其他小朋友叻。原以為「成熟」是好事，但不乎年齡就有失童真；有小孩的稚氣，佻皮又會發脾氣，就是曳、壞孩子、無家教。

能做到這個 ideal type的有一個，就是拍劇和拍美心廣告一舉成名，之前拍兒童寫真因為幾張內衣相被人批評「兒童色情」，搞到寫真要下架的，都是名叫Celine的小妹妹楊鎧凝。她出道時只有5歲，跟5歲唱 《you raise me up》的 Celine Tam一樣。一般人可能以為做童星是要生得靚、識做戲，但不止於此。

老夫殺病妻不一定是悲劇

近日一單老夫勒斃病妻事件，傳媒報導都稱為「慘劇」、「悲劇」，但觀乎傳媒對案情的報導^[1]，當事人選擇了在現行制度最高價值的解決方法，並付諸實行。這當然必須基於幾項假設。

劏細公屋救劏房居民於水深火熱中

(本文已於2017年5月3日 蘋果日報刊登，原文題《劏細公屋救劏房居民》，本文為長版）

數月前我到深水埗看劏房，發現正常的劏房已經5000大元起跳，越來越貴，升幅甚高。大約半年前，我在一電台節目提議「劏細公屋」，被一眾以幫助低下階層為使命的人如社會工作者施麗珊口誅。

過去三十年公屋每戶人口由85年的平均3.7人跌至15年的2.7人，足足下降了27%。現在編配公屋，居民將獲得不少於人均7平方米的面積，2016年公屋人均面積為13.1平方米，建議可酌量減少，未來單位可建得更細，例如減25%面積。未來十年政府將會興建的20萬間公屋有望變25萬間，令額外的5萬家庭得到幫助。

縮細公屋社會得益大

這個建議被批評令公屋水平倒退至幾十年前，問題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居住水平都在倒退中。根據《住戶統計調查 第 60 號報告書》，2015年已有87 600戶家庭住在劏房，調查還未包括村屋、工廈、貨櫃、豬欄，及樓齡25年以下的劏房戶，當中47%的家庭在輪候公屋，人均面積只是5.8平方米，他們交的租金中位數是$4200。兩年過去，若一年加10%，租金已達$5100。對於這些家庭，就算獲編配的公屋跟劏房一樣大，但租金只是$2000以下，絕對是莫大幫助，最重要是不會被迫遷，連連加租，被濫收水電費。如果可以透過減少未來公屋面積去幫助更多有迫切需要的人，絕對是一件公義之事。

「共享單車」和「出租女友」 是共享經濟嗎？

(本文已於2017年5月2日 明報刊登）

近來單車被掟落沙田城門河，繼Uber之後帶熱「共享經濟」的討論。有人爭論城中的「共享單車」是否符合「共享經濟」的定義。

共享經濟的定義

坊間有人將「共享經濟」定義得非常廣，包括交換、集體採購、協同消費、共享所有權、共享價值、合作社、共同創造等等。但定義太廣就顯得寬鬆無用。有學者提出十分狹窄的定義，剔除了大部分社會認為是共享經濟的模式。本文會採用歐洲議會的定義。

歐洲議會對「共享經濟」的定義為：使用數碼平台減少參與消費者市場的所需規模，以減少資產閒置。這個定義包含了兩個元素，一是以租貸形式減少物品的不被使用狀態，二是以科技減少交易成本使更多人可以共享，從而擴大租貸市場。

有人認為Uber職業司機的出現扭曲了Uber「共享汽車」的概念。根據歐洲議會的定義，師奶利用小孩上學的時間去做生意，減少汽車閒置，令本身無法做司機的師奶可以加入共享行列，是共享經濟。職業司機本身已是行業一分子，不符合「使更多人加入共享行列」的條件。如果Uber只有職業司機，沒有業餘司機，就不是共享經濟；兩者並存，有渠道讓業餘司機加入，就是共享經濟。因此，Uber是否共享經濟，得看當地Uber的具體運作模式及業餘司機的比例。

終身年金計劃的男女論爭

(本文已於2017年4月18日 明報刊登）

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將推出「終身年金計劃」（「計劃」），讓退休人士繳付一筆過保費後，終身提取年金。計劃為有相當儲蓄的退休人士包底，強化了世界銀行退休保障第三支柱個人儲蓄的保障（註）。

公營年金為何與私營爭飯碗

現時香港除生果金外無劃一無審查的退休保障，有資產者需靠自己籌謀退休生活。在環球投資環境動盪的低息環境下，計劃可令有相當能力的人士退休得到更佳保障。比起全民派錢，政府的荷包更鬆動。這個做法新加坡已實行一段時間，與公積金扣連。政府推出計劃，與逆按揭並駕齊驅，而且不強制購買，令退休人士有更多選擇。

右派會質疑為何計劃要公營，因私人市場已提供類似的年金計劃。私人計劃有一些分保證回報和投資回報，市况差整體回報就會下跌。要一次過或按年向保險公司繳交費用再逐年領取小部分的方式需要消費者對私人機構有相當信任，不信任致客戶少，參與者少則沒有效益，也不能承載風險，加上利潤和行政費令回報減少，亦是造成「市場缺塊」的原因。

傳統觀念令預繳的年金從來不受歡迎，很多保險公司的所謂年金產品其實是與人壽相連的分紅式儲蓄保單，有些是可以一定年期後拿回本金的。政府此計劃幫助推動年金普及，令大眾接受。

不過，私人市場產品較有彈性，五花八門，例如可贖回本金應急、每幾年就會有一筆小錢「回塘」、可月供20年也可退休時一筆過買、與保險相連等等。為何政府要踩進私人市場裏做供應者、究竟市場是否失效、透過規管是否已可改善，仍有待商榷。

年金計劃歧視女性？

泛民勿做曾俊華的如花

政治評論員黎則奮說：「從民調的細緻分析，自發支持曾俊華的民眾，其實是支持雨傘運動的大衆，基本上是年輕、中產和教育水平高的社群，在某個意義上，可說是雨傘運動的延續，也是在泛民群龍無首沒有領導下的群眾選擇。」實在，著名的傘運參與者劉細良也落力「賣薯」。不過，傘運中堅份子如學聯、大學生、一眾進步民主派及自決派，他們反對小圈子，提倡白票。

為了解決這個迷思，本文會以光譜論，參考中文大學傘運的民調數據（2014年12月份），及港大民調最新的《2017特首選舉滾動調查》[1]，了解誰是曾俊華支持者。

光譜論的假設是政治取態只有一維，由親共到反共，市民不會忽然從極左變成極右。有人會質疑為甚麼三位候選人的排列是 「林鄭月娥>曾俊華>胡國興」，那是就各人政綱在政治上的開明程度，特別是政改及23條的取態排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