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是顛覆的一年,先是歐州各地越來越多人反移民,右翼抬頭,然後是Brexit,到後來Donald Trump勝出,眾多知識分子、燈神、堪輿學家大跌眼鏡。很多人視之為人類文明倒退,也認為這些選舉及公投裡的人是不理性及愚昧的。有些人會訴諸文化解釋,本文則從經濟社會結構的角度,以全球化製造越來越多的不平等如何影響不同群體的相對位置(relative position),去解釋為甚麼看似極端的政治取態其實是理性使然。
專門研究全球平等問題的經濟學者Milanovic在其書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指出各國的國內的不平等越來越嚴重;法國經濟學者Thomas Piketty在 “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也有資料佐證八十年代後新保守主義及全球化,歐美的財富不均越加嚴重(圖一圖二)。
圖一:歐美首10%及1%人財富佔總財富份額
來源: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圖二:歐美首10%人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
來源: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政治取態取決於「相對位置」
不平等惡化使不同群體的相對位置越拉越遠,以下例子可解釋甚麼是相對位置。心理學研究發現人在衡量選擇時會將社會不平等的因素計算在內。假設以下有兩個選擇:一,在A世界住300呎,其他人住200呎;二,在B世界住400呎,其他人住600呎。如果平等沒有任何價值,答案應是住B世界,但原來也有不少人選擇A世界。這個例子在我的文章《自由市場一定跟公義過不去?》已經談過。
政治抉擇在乎一個人在A世界或在B世界會得到相對優越的待遇。當貧富懸殊越大,B世界裡掉進搖搖板一邊的人越來越多,升起的人越來越少,就會越來越多人想回去A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