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看40萬求婚

城中有人用40萬求婚，引起全城討論，更有人抗議頂爛市。經濟學家點睇？用40萬求婚是否戇居？

今日神仙，明日乞兒

經濟學家一般信奉消費平整(consumption smoothing)原則。意思是，你不只活在今天，也活在明天，若錢得一舊，你不會今天全花光，也不會今天一個仙都不花，而是將錢分開兩舊，今天花一點，明天花一點。

這是基於我們相信邊際得益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假如你有一個好吃的蛋糕，四日內任何時間進食一樣好吃，四日後就變壞，你會一次過吃完，還是分開四次吃呢？一個蛋糕四件，如果一次過吃完，第四件一定沒有第一件好吃，而且以後三日要捱餓。如果分開四次吃，每一件都是第一件。因此，分開吃的得益較一次過吃大。

回到40萬求婚的題目上，我今日做神仙，明日做乞兒；與今日做中產，明日也是中產，選擇後者較理性，煙花一日燒盡，不如明月普照長年啊。

住劏房是選擇

(文章已於2015年8月29日 明報刊登)

七月二十九日統計處發表了《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7 號報告書——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這份有關劏房住戶的統計報告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

首先，住劏房的不全是老弱傷殘貧病交迫，當中有四成是25-44歲的青年。第二，只有一半人在排公屋。第三，因為經濟困難者住劏房的只有17.4%。第四，有30%住戶滿意居住環境，感覺一般的有41.2%，只有28%感到不滿意。

近兩年，有好幾個朋友向我求助，問我租劏房、床位的事，也有部分己經自己搬出來住。搬出來住，原因眾多：家裡有人每晚飲醉酒打人，要搞上差館，去醫院驗傷；家人有精神病，或自己有情緒病；找不到工作交不到家用；和同性戀出櫃父母不接受。

除此之外，中港矛盾，不是話避就避。不想跟家人帶來的陌生女人同屋；家人聚了個大陸親戚，三兩日就帶同自己姨媽姑姐三五成群下來住幾天，還在家中偷竊；疏遠的親人在大陸犯事下來避風頭，住下了就賴死不走。

講風涼話的人，說跟家人關係好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朋友情人可以揀，家人不能揀。朋友出櫃，她父母只有哭哭罵罵，無法諒解。你試下說服你老竇不要找大陸女人？或者勸你阿媽雖然老竇帶女人回來但還是忍著不要抑鬱燥狂？又或者跟你說「雖然你親戚打到你入廠但他怎樣都是你親人啊」這些廢話？有些人你顧念他是親人所以不會起訴他，於是他得寸進尺，每晚不是打你就性騷擾你，家人還認為是你不夠包容，不念舊情，不夠血濃於水。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不是不可以勉強住在一起，但隨時釀成血案。

開放出租車市場的明日世界

近來，很多人為 uber說項，我相信uber房車服務只是開放市場後的冰山一角。的士行業的問題是由上而下的規管，僵化的法例令我們只有一式一樣的服務。雖然的士業界提議推出豪華的士，但仍然不能脫離這種由上而下硬崩崩的營運模式，無法併發創意，應付市民的多樣化需求。

自由市場解放平靚正服務

市場解放後，競爭者加入戰團為市民提供多樣化服務，除了uber房車服務，還有數百樣可能。例如外國已有廉價的uber X 及 uber Pop，走平價路線。有人抱怨uber 要靚車才能入行，門檻高，市場開放後就不一定了。

在美國的偏遠地方，有併車(carpooling) 服務，即「泥鯭的」。本來上班需要人人一車，耗費燃油，佔據道路，併車服務令就近居民多了一個選擇，而且十分便宜，既環保又省錢。當然香港四通八達，交通方便，公共交通費不算貴，這樣的服務只適合偏遠地區。

很多年前，機場已有貨 van做白牌接送，這樣的服務在泰國等旅遊點絕不罕見，合法化後旅客就多了有保障的選擇，載得多人又可以放行李。除了機場，還有邊境接送，也是一樣道理。

現在的 uber 彈性不夠，司機接客時不能知道客人目的地，這是為了增加客人找到車的機會，提升效率，令服務更方便。若果有另一個營運模式，讓非職業司機輸入目的地去配對乘客，也許就可以實現「順風車」交通模式。例如放工歸家，車主反正都要過海，如果能配對一個路程相近的乘客，那程交通費就有乘客分擔，油費隧道費都賺回來了，又能減少浪費道路容量。

Uber無打爛司機飯碗

(文章已於2015年8月14日 明報刊登)

Uber出現，的士司機群起抗議uber打爛飯碗。

理論上，uber不會減少司機收入。在自由市場裡，工資反映司機生產力，司機每天駕車兜客，做的生意代表他為社會創造的價值，價值越高，實質工資 (real wage) 越高。

Uber打破壟斷使牌租下降，司機收入不變

在uber還未出現的世界，的士司機能自由出入勞動市場，薪金由市場決定，如果揸的士薪金高於邊際勞工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labour)，鄰近行業（小巴、貨van）的司機就會轉揸的士，所以最後在市場均衡點(market equilibrium)的司機薪金會不多不少，正好等於他的邊際勞工產出。

雖然司機市場開放，但的士牌並不是。香港的士牌數量有限，政府多年沒有再發新牌。在香港要做出租車生意，必須買或租牌，很多時由車行擁有再租給司機。

由於市場不開放，比起完全開放的市場，香港的士享受了高於市場均衡的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有了規管，就能藉著維持壟斷[1]地位從而得到壟斷租金(monopoly rent) ，即是市民比起在完全開放競爭的市場多付了車費[2]。壟斷租金理論上由司機跟牌主對分，但由於的士牌市場不開放，司機的市場開放，有理由相信大部分壟斷租金都由牌主袋袋平安，司機無得分[3]。

以新公共管理解決教師困局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8日 蘋果日報刊登)

近日教師自殺引發社會關注教師編制問題，其實教師供應過剩非一日之寒。

香港教師編制的基礎是常額制，跟政府薪金表加薪（俗稱「跳 point」），只要無甚過犯基本上是鐵飯碗。近年教改及各種考核學校業績的制度使工作量大增，政府設立各種撥款供學校申請，要增加人手只能在編制外增加合約教師。為了節省成本及增聘更多人手，又將一個教席的人工打散做0.5教席來請兩個助教或助理教師，其後甚至出現0.25甚至0.1教席的招聘廣告。

問題根本在供過於求。嬰兒潮一年有十三四萬人，80後大約十萬，現在跌到一年四萬人，照計在每班數量不變的情況下教席數量會下跌。但每年教育學士畢業生幾百人，各大學教育文憑畢業生又幾百人，加上前幾年有教師資格的人沒有轉行繼續做補習及代課老師，仍然浮浮沉沉嘗試在這個勞動市場找教席，結果當然越來越多教師無工做。下年中學開始因出生率低要自願減班，之前為紓緩殺校的減少每班派位政策，及將過剩老師保留期延長三年方案已期滿，往後殺戮只會更激烈。

教師界內鬥不止於此。現在這種制度將教師劃分為局內人 (insider) 和局外人(outsider)。局內人以常額受聘，有正常褔利假期，抱著鐵飯碗；局外人則是工作量大，在合約制下年年續約沒有褔利，薪金因為資助有上限所以未必隨年資上升，甚至簽約時講明不能請產假的「彈散人」（彈性及散工化）。

誰害怕uber?

            

(文章已於2015年7月26日 明報刊登)

各國司機佔領示威，反對uber打爛飯碗，法國司機焚燒輪軚，香港司機聲稱會有「震撼性行動」，令人想到18到19世紀有幫英國手搖紡織工盧德分子(Luddites)製造騷亂，破壞影響他們生計的機器。1733年，發明家 John Kay 發明了自動紡織機 “flying shuttle”，盧德分子就去燒他的住所。後來，James Hargreaves發明了 “spinning jenny”，為紡織業帶來革命性改變，同樣被盧德分子對付。

之後的就是歷史，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大增，經濟發展，生活水準飛躍，社會進步，任何人妄想抵抗科技發展洪流的人，阻得一時三刻，最終還是被時代遺棄。 現在 ”luddities”泛指反對使用現代科技或恐懼新技術的人。

科技的最大阻力是腐化權貴

環顧歷史，工業運動不是科技進步的最大阻力，權力腐化才是。其實早在1589年，英國人William Lee已發明了第一部紡織機 “stocking frame” 。他興奮地跑到倫敦見伊莉沙伯一世，但伊莉沙伯一世不肯給他專利，並說：「你的發明會令我的人民無嘢撈，令他們變乞丐。」Lee沒有放棄，走到法國希望有人賞識，後來又去會見伊莉沙伯一世的繼任人詹姆斯一世，依然失望而回。

借錢都有 blind dating

信貸市場的效率對經濟實在太重要，能夠有效率地將錢送到有需要的企業手上不但有助擴充，更可避免周轉不靈引致倒閉和隨後可能帶來的骨牌效應。中國信貸市場的資金流通向來是個很大的課題，中國明明有很多錢可以借，但又有很多人借不到錢，因此市場衍生了很多產品服務去解決信貸問題，印證了 Peter Drucker 所說不能依賴政府撥亂反正來解決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因為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效率失靈；要解決問題，得靠企業的創意。

本文會先概述中國信貸市場的問題，再介紹在這個環境下P2P(person-to-person)貸款如何使用商業創意和科技去解決市場效率的問題。

計劃利率無效率  

利率如果由市場控制，高低會由需求和供應決定，但中國信貸市場的利率是由中央定的，造成效率問題。中國的銀行存款和貸款利率歷來都被人為地壓得低過市場均衡利率(equilibrium interest rate)，變相要存款者補貼借款者。因為沒有太多投資產品選擇，資金無出路，又因為社會保障仍在起步階段，人民習慣積穀防饑，存款(deposit)的供應彈性(supply elasticity) 十分低，所以即使存款利息不高，人民還是傾向存款。